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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难以区别的。
按照《天朝出亩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军运动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社
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经济竞争被完全消灭；家庭被剥夺了它在经济和社会
上的重要作用；国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权力。然而甚至在最
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迹象表明，太平军制度不可能在长时期内制止私
② 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45 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册第125 页引汪士铎著《乙丙日记》。
② 《天朝田亩制度》，载向达编：《太平天国》，第1 册第321—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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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富的积累和特权的膨胀。虽然运动的基本教义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会
空想主义，但从叛乱伊始就明显地见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倾向。永安颁布的禁
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汰侈的新特权阶级，他们的个人
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华贵的服饰、成群的妻
妾和精美的饮食都被认为是最上层领导集团的特权。这些法令不过是对高级
官员在叛乱后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积累和奢华普遍开禁的先兆。
从叛乱伊始就植根于太平军制度之中的寡头统治的倾向加强了等级制和
特权，因为被选定的人们负责指导着芸芸众生的命运。“老哥们”至上的地
位受到严密的维护，这信条后来发展成优先擢升广西人的普遍形式，并在运
动发展后仍保持未变。这种寡头政治和等级制倾向，使人们对太平军最后能
否在中国进行一场 彻底的和持久的社会革命深表怀疑。太平军的平均主义并
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长期维护它的首尾一贯的社会学说之上。它以一种绝对
的超人思想作为基础，根据这种思想，一切合法权力都是全能的天父赐给他
在尘世王国所选定的代理人的。
由于情况发生在西方列强正加紧对中国入侵之时，太平军叛乱势必发生
固有传统与外来鼓动孰重孰轻的问题。人们可能马上认为，本国的反抗传统
已充分表现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这个君主制度的外部结构、官僚组织和
土地制度体现了许多取自本国文化的空想内容。太平军的宗教经文中可以发
现民间的佛、道两教的一些残余，而它的种族主义用语又不少是因袭了过去
的种族运动。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反清背景，那么太平军的独特之处就一眼
可以看出。按三合会传统结成的秘密会社，看来既不能对清政府又不能对传
统的社会准则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战。白莲教的末世说对合理的世俗权力组织
也无济于事。抗税运动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种明晰的理论作为反抗的
依据。少数民族的起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一种可以沟通他们与汉族农民之
间的鸿沟的号召力。但是最后出现了在客家人组织的拜上帝会中所体现的少
数民族集团的异己感与高度的思想自觉的有效结合。不注入洪秀全从广东带
来的新信仰，很难想象客家人能够动员起来。这种信仰将客家人的斗争升华
到有深远影响的新水平上：即这是一场得救者与被诅咒者之间的战斗。他们
可以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宇宙论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满腔义愤向以清政府为代
表的文化进行挑战。此外，神旨显灵的方式则可能使领导权集中，其程度虽
则还不完善，但比白莲教或三合会的成就有效得多。洪秀全移植来的教义使
中国社会郁积的种种不满得以具体化，并且使因循守旧的中国农村文化中影
响颇大的空想主义增加了生气。
占领南京和建立天京，标志着叛乱在性质和命运上的变化。太平军现在
从一支左奔右突的军队变成了试图从一个固定的基地 控制其版图和交通线
的区域性政权。在内部几经争论才做出在南京安营而不全军向北京挺进的决
定。这决策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前提 （据说向杨秀清力陈此策的是一名老水
手），即南京位于清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带，有水上运输可供利用。南京曾为
明初的故都，它作为政府所在地这一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项政治决
策，定居南京却可能是一个重大错误。向北京进军现在委托给了一支兵员不
足和给养很差的北伐军，它打到天津郊区便裹足不前了；1855年春，它的残
部被最后肃清。清政权幸存了下来，尽管它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国库已经
耗尽，而大部分税源又被叛军控制在手。但是，清政权还有一个要反叛者现
在认真加以对付的法宝，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层正统人士对外来教义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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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抱有不可调和的敌意，这种敌意现在是可以被用来为满族君主制度服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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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的保护者
对正统反对派的改组
我们对清朝后期一些杰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
面是因为存在着使十九世纪通商口岸的观察者们感到茫然的无能和腐败，另
一方面是因为这整个阶层以及他们为之效力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年就滑向了
覆灭这一事实。尽管如此，历史记载表明上层人物的士气和活力在十九世纪
初期都有所复兴，这使得有可能对十九世纪中叶的叛乱进行有效的镇压。这
种新出现的复苏气象早在白莲教反叛时期便已见端倪：内患使某些文化人士
在震惊之余重新关心起国内的一些行政问题。在龚景瀚和严如熤等专事镇压
叛乱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实际学问的经世致用学派的早期范例；在道光统
治时期及其以后，这个学派掀起了一 股日益扩大的有意于行政管理技术的浪
潮。
对实际事务的再度关心可能部分要归因于嘉庆帝：他对士人的压制不如
他的父亲。但学术界已有若干倾向使杰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首
创精神，这种关心实际的研究与十八世纪后期宋朝伦理哲学的复兴不无关
系，它由力图通过一种质朴无华的“古”文体来修身养性的桐城学派这一文
学运动所倡导。对修齐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问题的关心在十八世
纪经院哲学全盛时期曾经变得不时兴，但这种关心现在又起而对官僚政治的
道德败坏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抗。在十九世纪初期还出现了“今文”学派，即
含蓄地怀疑经典学问的一个学派，其领导人对典籍所作的非正统解释使他们
倾向于主张制度的改革。凡此种种倾向都导致一种务实的、折衷的和力行的
观点，它在十九世纪中叶对巩固现存社会秩序和敉平叛乱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风气最盛的是湖南。湖南的经世致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辈学者…官僚关心
实事的影响，其中以人种史学者及军事行政官员严如熤和理学复兴者唐鉴的
影响为尤著（见第三章）。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就是唐鉴的朋
友和有权势的湖南官僚贺长龄，此书于1827年刊行。贺长龄和另一位湖南人
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级官员，他们在危机四伏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
代曾试图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实际改革。这几位官员犹如十九世纪初期官
僚政治黑屏幕上的几个光明小点，格外引人注目。不过后来成为十九世纪一
系列叛乱的复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学者兼活动家，即道光时期高官显
宦的门生弟子和亲族。象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国藩等人不仅由戚谊友情密切
联系着，而且在学术上都承受陶澍和贺长龄的影响。
作为抗击叛乱的杰出之士的领袖曾国藩（1811—1872年）出身于一个地
主家庭，他在教育和社会上虽有抱负，但还不属于缙绅门第。曾国藩受教于
私塾和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经世派 的一个中心。他在1838年进士及第
后进了翰林院，然后出任过几个部的行政职务，最后升任吏部侍郎。这样，
到十九世纪中叶他就在京官的上层站稳了脚。
对曾国藩这位年轻官员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唐鉴的程朱理学的复兴倾向、
经世派的务实精神以及桐城学派提倡严谨文风的原则。在当时士林的争论
中，曾国藩倾向于折衷主义，即将考据与对道德复兴的关心调和起来。不过
整个而言，曾国藩的性格和见解受唐鉴和蒙古学者倭仁 （后来领导守旧派反
对初期的一些维新尝试，死于1871年）的拘谨阴沉的作风熏陶最深。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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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活动家，但非常保守，这种气质恰好碰到了传统的中国遭逢内外激烈挑战
的历史时刻。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因为它使曾国
藩及其追随者在面对他们的千秋大业时能接受锻炼，变成刚肠硬汉。然而可
以理解的是，这种气质则颇不宜于完成在中国发现它正处于新历史阶段时要
进行妥协让步这一理智的任务。虽然他们反对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
学究气，但这些程朱道学家的政治见解却是由狭隘的清教主义（他们原来以
此陶冶自己的个性）形成的。在曾国藩身上，新道学产生了一种家长式的、
但仍是有说服力的权力主义。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学则产生了一种顽固抵制
创新的态度，特别是对任何带有西方影响的创新抵制得很厉害。
然而湖南理学复兴派的影响并不全是保守性质的。湖南帮里另一些人例
如左宗棠（1812—1885年）这类活动家，当他们一旦了解现代技术对维护中
国生存有重要意义时，他们便终于变得关心这种技术的应用了。而且这种新
道学与有潜在激进思想的今文学派有联系。贺长龄曾委托当时最有朝气的才
智之士魏源（1794—1856年）编纂《经世文编》；魏源之愿意正视晚清的各
种史无前例的新问题并提出解决它们的新办法，同他赞成今文学以及与最有
创造力的今文学者龚自珍私交颇深不能没有关系。因 此，这场在十九世纪中
叶的叛乱中支持传统秩序的运动，也对早期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
道光末年，曾国藩已经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响的导师。他作为青年有为
之士的座师和恩主这个角色，证明对他后来的军事领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门生越来越多，其一为湖南举人江忠源，此人后来成了正统上层人物中
投笔从戎的前驱者。江忠源出身于村寨设防的新宁边区，如前所述，白莲教
和三合会活动在那里的合流正在威胁着现存地方秩序。1844年江忠源从京师
回到新宁，马上组织了由本族人士领导的地方民团来应付这个挑战。地方上
其他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也纷纷起而效法。
新宁发生的这些情况只是南方正在进行的总过程的一部分：上层人物都
试图建立地方民团来保全身家性命。民团的典型形式是几个村寨结为一体，
以村社头头的个人相互关系作为纽带。民团的首领通常要负责征集名目繁多
的额外税收和维持地方治安。防御事务和民团的费用由“捐”（非正式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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