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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李泰国、赫德、麦都思和密迪乐等精干有力的人物，都是循此途径
晋升起来的。
美国是任命商人作领事，因此使英国人在外侨团体中稳占优势地位，因
为商人领事会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中国人眼里，商人领事就象是买了个几
品顶戴的旧行商一样，不免对之又慕又恨。因为尽管他们有官员身分，但骨
子里仍然是商人；有的英国商人也是这样：他们通常取得领事身分，代表着
那些同中国订了条约但却没有派出领事的西班牙、秘鲁、荷兰、普鲁士等国。
条约制度靠武力建立起来，也只有用炮舰外交去维持。这也可以说成是
某国使用海军力量作为威胁手段去支持条约权利中的所谓合法要求的伎俩。
这一伎俩典型地表现在1848年上海青浦事件中。青浦位于以上海市为中心的
① 洛克伍德：《1858—1862 年的赫得公司》。关于通商口岸的通货，见弗克兰·金：《1845—1895 年中国
的货币和货币政策》。
①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第51 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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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外国人活动的半径范围之内，有三个传教士访问了这个小城。他们受到
粮运船民的袭击，只是由地方官出面才被营救出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赔
礼道歉，但中国当局对附近约一万三千多名运贡米去北京的漕粮船民是否要
采取行动表现得犹豫不决。英领事于是停付条约规定的贸易税，还把他唯一
的一艘装有十门炮的皇家海军方帆双桅船调来以阻止一千四百只装有稻米准
备离开码头的民船启运，并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逮捕十名为首的肇事者。阿
礼国接着派遣刚好乘一艘炮舰到达的巴夏礼越过当地道台直接向南京总督要
求赔礼道歉。结果总督把这个道台免职，并对几个肇事者给以在外国人居留
地戴上刑枷一个月的处分。这种对甚至在数量上大大占优势的群众使用武力
的大胆果断的行动受到外侨团体的全力支持，虽然此举在香港和伦敦并不怎
么受到赞赏。但阿礼国却顽强地表示，这是保护在华英国人的唯一办法，而
且以后几代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①
炮舰外交揭露了关于中西交往中谁说了算这个反复未决的斗争。从根本
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英国希望的不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统
治，而是要中国按照英国方式在法治精神下进行国际交往和自由贸易，因为
这将为英国的商业利润打开门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
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一点当然要遭到坚决的反对。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 第392—393 页，摘自英国蓝皮书《在中国受到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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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广州的对峙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高压政治使治域广袤但力量不足的清政府威信降
低，并危及它的权威。1841年5月的三元里事件（见第四章）就是一个前兆：
清官吏对外国入侵者表面上的安抚进一步唤起了排外情绪，并且动摇了老百
姓对清皇朝是受命于天的默认。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广州的清帝
国官吏，不得不在英国人及绅士领导的民众之间左右讨好。
在战争时期，特别是三元里事件刚刚过去时，绅士和村民联合建立了民
团局来维护地方团练。为此目的，他们在广州北面组织了一个总局以协调已
经在邻近市镇 （包括八十多个村庄）建立起来的十几个团练的行动。这个新
成立的局 （叫昇平社学）经官方承认，凑集了大量的资金，募集了好几千多
②
勇。这种由绅士领导的乡村 武装，对于不可抗御的英国人似乎构成了一个
坚强的壁垒。
在广州的三百名左右外国人依旧被限制在号称十三行的老区长达八百英
尺的滨江地段以内，那里有约四英亩空地。想到别处去租赁房屋的尝试，通
常总是要碰钉子的。他们可以在河上划船，但是稠密的人口往往使他们感到
窒息。所以英国人下乡有着很实际的目的，即为了锻炼、娱乐和体育运动，
特别是想猎捕野禽。但由此而招惹的事件不久就满载在名为 《在中国受到的
侮辱》这本英国蓝皮书中。
既然在朝贡时代断然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内，那么在1842年以后维持
这种禁令，就成了广州人反抗的标志了。双方都不断地扔石头、殴打和骚乱，
在这当中，广州人的高傲和敌意常常不亚于英国人的鲁莽和傲慢。1847年4
月，英国公使德庇时爵士终于再一次诉诸炮舰外交，把英国的战船从香港调
来进攻虎门炮台。三十六小时内，英武装力量打哑了清朝八百二十七门大炮，
进入广州，占领了十三行。然而他们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广州
城门两年后向他们开放。“德庇时的进犯广州”就这样不了了之。八个月以
后，六名在民团区域郊游的英国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占领那个村庄，惩办
了凶手。然而他不断想通过维护英国人享有和平交往的条约权利去安抚英国
人的努力，使他似乎成了广州的抚夷派，而北京却有理由害怕这种安抚会失
去民心。因此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继任者为汉人徐广缙：徐奉行
的是依靠民众排外情绪的政策。
1849年初当英国人再次要求进入广州时，徐广缙在全城及乡下动员民兵
搞自卫，这种高昂的反抗外国人的民气受到清帝的嘉许。由于巴麦尊没有做
好发动第二次战争的准备，英帝国后退了下来。总督徐广缙与那位表面上气
壮如虎的巡抚叶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绅们的赞扬：英国人十余年来“蹂
躏我边境，追捕我男妇”……若非这些官吏体恤人民，“鼓其勇气，使之众
①
志成城，则似此一举，实不可得”。 结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在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条约虽已签订，但在广州依旧未生效力。西方的贸易，象以往一
个多世纪一样，继续在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敌意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进行，何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71—76 页。
① 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04 页引用了1849 年5 月11 日散发的一份中文
揭贴。中国官员与接连几任英国公使的通讯往来以及他们对广州绅士及民众的告示，已由佐佐木正哉从英
国档案中编辑成《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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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又已在内地爆发起来。所以新的中外关系的结构是
无法在这种旧背景下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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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的骚乱
随着英国人的新权力在中国沿海边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变化：
一方面是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出现对外国人效忠的迹象。广州商人和
仆役实际上参预西方扩张的活动，助长了这一人心转变的过程。当怡和、宝
顺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扩大合法贸易并在口岸外的轮泊处发展鸦片贸易
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南方招募来的中国帮手。广州和福建商人也
独立自主地迁往上海，从事合法的与非法的贸易。
这些随着西方贸易的扩张而迁来的广州人，不仅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于
长江三角洲，带有那种异域情调，而且许多人是对外贸易中日益成长的下层
社会里的不务正业者和诈骗者。从厦门来的广州人和福建人，他们出过洋，
因为曾是香港、新加坡、槟榔屿或马来亚等地的居民而取得了英国国籍，他
们也可以要求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这就形成一整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人阶层，他们能够随时要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虽然中国的习俗
则坚持各地的中国人都是清帝国的臣民。这样一来，外国庇护下的广州人和
厦门人便成了中国沿海一带的特权人物：他们拥有外国武器和与外国人的关
系，中国官吏要对他们进行高压就得三思而行。早期在厦门领事馆注册的英
国居民中，大多是华裔及新加坡、麻六甲或槟榔屿人。这些英籍中国人一旦
穿上西服，通常都被认为是受到外国保护的。他们只须简单地换上西服就俨
然有权要求不受清政府的管理，而一旦改着中装，又可以融合在本地人中间。
但是，利用英国的掩护进行违法活动，只是更大规模的潮流——华南持
不同政见组织——的先兆；这种组织首先在贸易路线上，后来在居民当中滋
生起来。人口和贸易的增长使政府的管理鞭长莫及，秘密会社遂能迎合那些
从事合法贸易的客商之间与日俱增的互助互卫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鸦片走
私商及分享他们利益的衙门吏胥、船户和盗匪之间的需要。
华南秘密会社一般是三合会或洪门 （见第三章）的分支。三合会各会堂
大多是独立的，不受中枢的控制，而且只在他们愿意时才进行合作。但他们
的秘密兄弟关系彼此间有一种秘密的语言、口令和暗号，会员即使互不相识，
也可凭着这些办法了解对方的身份：这一切对从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处飘
泊的人是特别有用的。松散的三合会网络组织没有中枢头目，肯定是无法对
抗政府的，但政府也无法消灭它。它作为地方犯罪的媒介物而滋长起来。①
就这样，在西方商业扩张的半阴影里，一种不法的中国社会成分开始沿
着贸易的道路发展壮大起来。三合会会徒成批涌向香港，英国人想在那里把
他们管起来。在中国的海域内所树立的一种以英国海军为代表的新权威企图
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统治，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同时给不法分子提供掩护。举例
来说，就是这些促进了鸦片贸易的广州人和厦门人，也帮助了苦力买卖的发
展。非洲的贩奴贸易已被禁止；但新的种植园仍旧需要廉价劳力。结果是产
生一种新行业，它用外国船只从厦门、汕头、广州或澳门将契约华工运往马
来亚、苏门答腊或爪哇以及秘鲁或古巴等地，为开辟种植园提供劳动力。这
一勾当是由厦门的德滴等肆无忌惮的英国商人们推动的；德滴作为英国臣民
而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而且他还是荷兰与西班牙两国的领事，所以又获得
① 小韦克曼：《1800—1856 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850
年》，第28—47 页。伦敦档案局的中国文件，已由佐佐木正哉发表在《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汇编》一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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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豁免权与权势。
海盗活动这时也随着沿海贸易的增长而趋于猖獗。到 1850年，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