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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起来。由于他要依靠当地知名人士来获得地方上的情报，他在大本营
外设置一个木箱，鼓励绅士投进名刺，并献计献策。许多热情而无经验的青
年士子因时值危机而辍学应征；每个官员都争先恐后要求有权使用亲随和享
受其他官品津贴。因此，这种指挥系统是极不明确的，这特别是由于从几个
省调集来的正规部队都拒绝接受其他带兵官命令的情况造成的。人们只看到
① 此处英文误作Yen Po…shou （颜伯寿），下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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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打着鲜明的三角旗，穿着绣花战袍，手执金光闪耀的武器，而忽视了后
面隐藏着的分裂情况。这些士子兴致勃勃，在军营里举办了许多茶会、筵宴
和诗社文会。胜利好象是没有问题了。事实上，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
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
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
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
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
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
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
时间应该是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
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
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
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
备进攻的。
进攻分作三路。原来的战斗计划 （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三万
六千人打进宁波的西门和南门，一万五千人夺取镇海，还有一万水兵乘战船
和渔船渡海收复舟山。实际上，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
奕经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三千名后备军保卫他在绍兴（著名的酿酒之城）的
指挥部。其余的后备军处于宁波与镇海之间一座桥上由奕经的参谋长掌握。
这样，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每个城市的人数约只四千人，而且当时甚至没有
一个人想去打头阵。由于这种畏葸胆怯，对宁波进行主攻的任务就落到七百
名四川兵身上了。他们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枪，以保证攻其无备，但是他
们的带兵官刚学会讲一点官话，使他们以为他们根本不应带枪。因此，这些
金川土著只带着长刀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英国工兵的布雷区和皇家爱尔兰兵的
榴弹炮射程之内。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兵的
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西门，死伤枕藉，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
国人把一排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倒地。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他
们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
与此同时，在镇海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就好得多。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
也投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夺回这个城市。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讽刺
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参谋长躺在驼峰桥上的轿子中大吸其鸦
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醉状态。他的军官和士
兵刚听到炮声就逃跑了。这样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们之中许多人
生来就没有乘过海船。他们刚一离开港口，大部分人就晕船，而带兵官因害
怕遇到英军，后来二十多天里就在沿海来回行驶，定期呈交假战报。就这样
结束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进攻，从而也葬送了缔结一项体面和约的
任何实际的希望。此后尽管有过一些英勇的战斗，但清朝对璞鼎查所长期规
划的长江战役将只能完全处于防御地位了。
长江战役从1842年5月7日持续到8月20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势在全
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
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展开。5月18日，乍浦和在那里的满洲旗军驻防
地被攻占。未设防的上海在6月19日发现已经被放弃。7月20日，长江的
险要重地和满洲防军驻地镇江也被攻占。运河因此被封锁，帝国被切成两半，
曾经做过明朝的都城和统治象征的南京也暴露于英军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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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所到之处，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郭富将军极力试图制止他的士
兵任意奸淫掳掠。据中文史料记载，有些印度掠夺者被他们的将官枪毙了。
英国人确曾搞过一种征集粮秣的制度，它给捐献粮秣者奖一块小牌子钉在门
①
上，作为此户免受掠夺的保证。但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军队不断为所欲
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当地妇女。更为恶劣的是随营
的中国侍从和长江三角洲上的无赖，他们尾随英军进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
户抢掠一空，然后继之以放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预料到这种情况而事先逃
往乡下，使守军在城里阒寂无人的市场上无法弄到给养。士兵们既没有食物，
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传言弄得士气低落，于是开始猜测在他们中间有“汉
奸”。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军事历史中，要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的标准方法之一
就是向“内应”行贿或进行说服，使他们从城内打开城门。由于很多官员已
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 （象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
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
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
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
食鸦片上瘾。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洲官员们相信，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潜在的反抗者。贱民，即清代社会的下层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权以外
的任何有政治权威或军事权威的人或组织。另外，通过沿海贸易和鸦片交易，
港口城市的种种罪犯、小商人和秘密会社成员都成了与西方人士有密切关系
的人。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广州附近的红巾起义中表现得相当
①
明显。所以当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亚的传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领的舟山的地方官
时，这个城内的每个不法之徒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与这个地区的任何权势
②
集团（如绅士社团、衙门吏役和现有的各种股匪）毫无联系的这位新保护者。
举例来说，郭施拉的捕快头目便是一个劣迹昭彰的操淫业的人，他利用他的
新职务向富户勒索保护费。
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
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带兵官
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
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鞑靼族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
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行迹可疑的人
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
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
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
城。
尽管满洲人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
浦，英军对一千七百名满洲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
① 参看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 册第129 页及以后。韦利的《鸦片战争》一书中（第186—196 页）
也有一部分这种记载的译文。
① 小韦克曼：《1800—1856 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29—47 页。
② 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 册第427 页。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
海的青、红帮与法租界的法国警长具有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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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在乍浦和镇江 （那里有一千六百名旗
人），满洲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
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
心深处厌恶战争。”①
① 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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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春季反攻的失败引起了清廷内部一场重大的政策辩论。辩论的结果，反
对过林则徐政策的官员或者从贬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担任与外交事务有
直接关系的高级职务。年迈的宗人伊里布曾与琦善一起被贬黜，这时又被派
往浙江。有影响的穆彰阿这时实际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对派方面，
在朝廷中曾经是林则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于6月份身故，而且据说他是自
尽而死的。但清帝还不能使自己完全改变态度。自幼由师傅们灌输给他的一
切教诲，他对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义”之士对他的一切
忠告——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原则：“明”君不会屈服于武力。姑息
政策就是对帝国和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与反叛
者调和最后总是导致如下的结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间对统治家族掌握
王位的权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这样覆亡的，因此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
如果他失职，他的王朝也会灭亡。帝国政策的这个原则虽然并未因鸦片战争
而有所改变，但是它已掺杂了其他成分；因为当时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只
要有可能，就应解除顾虑，出于权宜之计而 与西方搞一些临时的妥协。因此
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择。由于花费了许多精力反
复争论这个问题，关于讲和的条件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虽然如此，失败是难以承认的。例如，在局势的变化中找希望，或者甚
至在绝望中找出解决办法，这总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后，一位好战的年
①
轻御史苏廷魁奏报说，英军刚在印度被尼泊尔人打败。因此，清帝一度想利
用这个机会收复香港。后来随着长江战役的发展，他逐渐感到，即使战死也
比向这种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屈膝好。此后他虽然让穆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