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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
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
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②
此后，义律被一位做事沉着、五十二岁的爱尔兰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
③
后者曾在信德当过几年政治代表。他从巴麦尊得到的训令非常明确。他在占
领舟山并且绝对确信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以后，他即着
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让步：赔偿鸦片价款6，189，616元；收回行商欠债三百
万元；付远征军费用约二百五十万元；至少开放四个新港口；保持香港，以
及割让更多供免税卸货的岛屿；每个条约港口均开设英国领事馆；取消公行；
④
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鸦片。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84 页。
② 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 第307 页。
③ 1841 年9 月8 日皮尔内阁当选就职时，虽然巴麦尊已被阿伯丁勋爵所代替，但巴麦尊的训令继续有效。
阿伯丁比巴麦尊谨慎得多，但是他这时已来不及改变已制定的政策。巴麦尊在这一年又回到了白厅。
④ 这些训令完全写在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附录K 中，卷1 第655—6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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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广州
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
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
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
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
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
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第一个到广州的杨
芳几乎立刻看到军事形势已毫无希望：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崩溃；新城的城
墙正在倒塌；佛山铸造厂新铸造的五吨重的大炮没有架设起来；军队也不可
靠。
所有这些行动使义律认为，穿鼻草约并没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
在击毁沿途一些炮台之后于3月2日到达广州。于是中国代表不得不再次提
出举行谈判，俾使广州脱离英国大炮的威胁。杨芳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
重新开放贸易；虽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对这个协议未敢明言，只
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两个好战分子到来，致使这种暂时
的休战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当奕山和隆文开始准备火木排并武装更多的地方
兵勇时，杨芳不得不跟着干。于是，义律再次看到休战受到了威胁，并要求
中国方面停止这些准备，但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动之前，1841
年5月21日奕山终于发动了一场歼灭战，他放出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
向停在黄埔江上的英国舰队。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中国战舰被击毁七十一
只，岸上的炮台失守六十座。然后在复仇女神号保护下，运兵船沿城行驶送
部队登陆；英军占据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这些高地之下，
从而有完全听任英军野战炮轰击的危险。在那 时，中国人已多次违背诺言，
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他们应该马上前进占领该城。但义律仍然相信他们会
①
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广州免于一场屠杀。这位
全权大使当然占了上风。5月2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三位中国
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都同意退出这个城市，并答应在一周之内交出六百
万元的“赎金”以使广州免遭破坏。当这个协定付诸执行时，英国人回到他
们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来。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
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 （其中有掠夺和混乱），
②
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
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
③
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其次，
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
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
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
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
① 1841 年11 月18 日义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义律致郭富公函，包括3 页，见于1841
年5 月21 日和24 日的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伦敦档案局。
② 参见《筹备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第23 页。
③ 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17—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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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
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标和大刀去屠杀
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
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
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
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
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
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
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
替罪羊。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
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
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
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
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
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
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
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
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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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最后阶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达香港，他在此指挥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
新加坡而来的远征军，到战争结束时，这支远征军将包括二十五艘正规军舰，
十四艘汽轮，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步兵的运兵船。他立刻带领第一批共
两千名士兵和一部分舰队向北驶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厦门。该地区的指挥官
①
颜伯焘 理应奋起应战，因为他已经说服清帝为那里的防务花费了二百万银
两。他有五十艘大战船，三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和九千步兵，据估计，只
要英军一靠近，就可以把他们打垮。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
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
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
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
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
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
英舰队留下了一支军队就地戍守，然后就继续驶向巴麦尊打算优先夺取
的目标——舟山。郭富将军在这里倍加小心，因为中国人在穿鼻草约订立之
后收回此岛时曾又大事加固工事。可是在他第一次侦察后的第三天，即 10
月1日，他仍然攻占了这个城市。虽然郭富在攻击中受了伤，但只有两名英
兵被打死。为了完全控制这一段浙江海岸，此时只需占领附近港口宁波就可
达到目的。英军在攻占河口上的据点镇海要塞之后，于10月13日向宁波推
进。负责浙江省军事行动的钦差大臣裕谦不久就接到消息说，宁波的大炮曾
打得发烫，他的军队未战而溃。大约正在裕谦打算自杀的时候，皇家爱尔兰
卫队的乐队正在宁波的宽阔城墙上奏着英国国歌《上帝救助吾国女王！》的
曲子。在这年冬季，英军在这里进行休整时，这个舒适的港口城市当时就成
了远征军的大本营。这时，璞鼎查的计划（它受到查顿情报的鼓舞）是要求
把战舰开往长江而把中国切为两半，并在运河穿过长江之处封锁对京师的粮
运。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牵制在守卫已攻占的四个城市上，他就决定等
到春末夏初从印度得到增援部队时再作计议。这给了中国人发动春季反攻的
时间。
清帝曾经断定，宁波的陷落说起来或许并非不幸之事。夷兵目前已经陷
入陆上作战，而陆战正是中国的长处，大批帝国军队在浙江发动有组织的战
斗也许能一举把他们消灭干净。由于他的许多官员向他隐瞒了他们的失败
（例如颜伯焘声称已收复厦门），因此他觉得挑选一个他能信任的指挥官是
绝对必要的。所以他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
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
京的禁军。奕经的特长是善于制订计划和搞准备工作，对这些事他干得很热
心。他刚到苏州，就着手把他指挥的一万二千名正规军和三万三千名乡勇统
一组织起来。由于他要依靠当地知名人士来获得地方上的情报，他在大本营
外设置一个木箱，鼓励绅士投进名刺，并献计献策。许多热情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