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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载美国《亚洲研究杂志》，第31 卷第2 期 （1972 年2 月），第
258 页；托伯特：《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 年），第
110—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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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主管对外关系的中国官员虽然从贸易获得了利益，但表面上却矢口否认
他们有任何贪图私利的动机。历朝清帝也假装不关心 贸易收入，实际上却强
迫海关监督为他们弄到这笔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国公益之所失。因
为海关监督为了向皇帝上缴关“余”，常常不能完成向户部交纳规定的关税
定额。到十八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
期内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
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连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
财。
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 1775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即后来东印度公
司所称的“公所基金”，公所即行会，具体称公行），公所的每个成员要把
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来应付官吏的勒索。到 1780
年公所基金始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百分之三的规礼，这是一笔
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
公所基金的设立，开始了广州贸易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 （1780—1833
年）。公所基金本身是保护行商的一种方法，它之所以成为定规，是因为可
以用它来对付散商早期在垄断范围外投资的增长。但是公所基金的运用，却
是1796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
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几袋珍珠就可买一高级爵位；军队虚报名额；地
方税款被侵吞。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在连遭水涝灾荒之后，又经白莲教叛
乱 （1795—1803年发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丧乱。这一叛乱在 1802
年以三合会起事的形式扩展到广东，并成为海盗袭击沿海一带。广东海盗因
有在恢复东京阮朝斗争中失败的冒险家纷纷加入而人数激增，他们从 1804
①
至1809年实际上包围了珠江三角洲。 清帝试图以传统方式缓和社会混乱和
减轻饥 荒，同时为镇压叛乱而开销一笔必需的非常军费，于是要求官吏和富
商“捐”款。事实上，对于每一级官职都干脆定有捐款数额，各商会也有定
额。公行的负担是从公所基金开支的。
例如，在1807年，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000两；为帝国的军事行
动捐银61，666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00两；向户
部官员馈银5，400两；为购置钟表和打簧货（即百音盒和机械玩具，当时这
①
些东西是“官吏向其京城上司行贿的公认的手段”）付银200，00O两。行
商确切付出了多少款项已无从知悉，但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和1813
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000两银子。这些款额并
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有些个人捐款一次
高达100，000两，也是向个别人士征收的。
① 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23—24 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
年）》，第598 页。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3 第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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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垄断商人
所有这些捐输增加了行商信用的不稳定性，因而东印度公司的预付款越
来越成为这个垄断贸易机制的续命汤。每年要把下一年茶叶合同的百分之五
十的货款和丝合同的百分之九十的货款预付给广州的经纪人。他们为了预先
保证下一年合同的下余货款部分，就把这笔预付款的一部分转交茶叶批发商
或丝批发商，所以每个行商都是负债者。如果开始谣传某个经纪人无力偿付
债务，他只要从英商得到更多的钱以表明英商信任他的可靠性，便可保持内
地茶商和丝商对他的信任。但是从英商得钱愈多就意味着预付款额愈高，预
付款额愈高也就意味着在下一年度合同中要给此行商以更大份额。该行商在
得到这个份额后，也必须相应地接受更多的英国毛织品。于是，这位经纪人
必须设法把不愿要的毛织 品委托广州纺织商行抛售。这样也就进一步扩大了
他的赊欠，进而增加了他的不稳定性，致使他年复一年地硬拴在东印度公司
身上。到1783年，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的势力已是如此强大，以致它的监理
①
委员会认为，即使海关监督也不能建立一个价格联盟来与它相抗衡。 当然，
这种情况丝毫不能削弱海关监督勒索行商钱财的权力，因为一种新的英…中垄
断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时东印度公司已把大量资金提供给某个商人，以致
它简直经受不住使他遭到破产的风险，否则它就会失去获得它的“副保”的
一切希望（“副保”，即该商人已抵押给东印度公司以后几年的茶叶贸易）。
从此，该公司的预付款办法把它的命运紧紧地和这些商人联系起来，使得海
关监督不再能——或者说不再需要——出卖专卖权。相反，他把经纪人作为
英商的代理人使用，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会间接地替他们交纳罚款和关
税。
尽管监理委员会非常急切地想恢复濒于绝境的行商以保持茶源畅通，可
是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本身赚来的钱很少，虽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
国政府从茶叶税中得到了岁入的百分之十。东印度公司的收益却没有那么
多。在1780和1790年间，对印、中两国的贸易的全部利润稍许不足二百万
英镑，只折合原来股本额的百分之五。这当然不包括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其财
源的许多有关人士的额外所得：此种所得即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大班和船员
的私人贸易，支付给有权利以高价向公司出让“世袭船底”——或称运输权
——的某些家庭的款项，等等。但无论如何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从未中
断，因为该公司统治了印度，而中国则是实现汇划印度岁入结余的理想的中
介国家 （这些余款必须用于偿还二千八百万英镑的债款，是东印度公司为支
付主要用于征服印度的花费而在伦敦借支的）。
汇划机关当时是代理行。东印度公司为使自己的职员不控制散商对印贸
易，于1787年建立了代理制度。1832年，有人对代理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
述：
代理行主要由绅士组成，他们过去都在政界或军界供职。他们觉得按习惯自己更适于经商，
于是得到退职许可后便从事代办业和商业。他们为公司服务积蓄了资金。他们把这笔资金或者
借给别人或者直接用于商业，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资本的拥有者，勿宁说他们是资本的分配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 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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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在通常的贸易过程中，以及通过借贷之间的利息差额和通过收取佣金，来获得利润。 ①
到1790年，在加尔各答已有十五家控制印度国内“港脚商”的散商商号；
这时，“港脚商”也已向东扩展到海峡和中国。为了满足贸易需要，商号建
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外商投资者办理业务，汇寄私人资金，资助靛青种
植，等等。汇运欧洲染料工业使用的靛青是一种主要的汇寄形式，不过这种
汇运经常受到拥有和管理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航运界”收取高昂运费的妨碍。
1801年，靛青售价暴跌，许多代理行开始着重依靠向广州运送棉花和鸦片的
生意。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茶叶收购，因此，港脚商（即在印度得到该公
司许可而由散商经营的商号）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商品 不得不在中国统统换为
低价货如糖或者中国白铜 （即锌，有时是锌与铅、铜的合金），或者只换成
硬币。因此，需要大量银行业务来结算利润。有三种办法可以使东印度公司
用这些巨额收益获得硬币和增殖利润，因为这时该公司在广州维持这一贸易
体制迫切需要巨额费用和预付款。第一，印度管辖区之一可以向某代理行预
付卢比，该代理行即购印度棉花运往广州出售以换取西班牙银元，然后从中
扣除港脚商人的利润而将余款交东印度公司商馆帐房。第二，驻广州的商馆
可以接受某一港脚商人的硬币而付给他可在伦敦或孟加拉兑现的汇票。最后
在下列情况下信用可以在帐房中过户： （一）如果东印度公司欠行商甲一笔
预付款， （二）甲可以从港脚商人乙购买棉花和鸦片，（三）因此，甲能把
他的东印度公司欠款过户给乙，然后， （四）乙可利用由伦敦董事会承付的
汇票将款汇往伦敦。
乍一看，港脚商人很象是中国明、清时代在国家各专卖事业之间钻空子
活动的那种商人。但实际上与中国那种商人不同，因为港脚商人是不可或缺
的。出现港脚商人的最基本和最经常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英国人对茶叶的
需要量很大，在欧洲却找不到中国人会大量消耗的与此相当的制成品。结果，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制度本身不能为这种贸易提供资金。所以除了公司直接运
输茶叶外，其他一切交易都是通过其印度代办所及其驻广州代表——“英国
散商”——进行的。
① 布拉肯先生在下院特别委员会上的证词，1832 年3 月24 日。引自辛哈：《欧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银行业
务》。又可参考克令：《印度代办制度的起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1 期 （1966 年11 月）；特
里帕西：《1793—1833 年孟加拉管辖区的贸易和金融》；巴苏：《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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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制的告终
随着中、英两国越来越疏远，它们的贸易代表反而越来越近乎。到1810
年，监理委员会和公行似已结为一体，成了一个统一的英…中行会。它们之间
的竞争是不关重要的。的确，它们双方都希望互相帮助以反对新来的英、美
散商的侵犯；这些散商是在垄断体制之外搞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制度已
过时和碍手碍脚。
1785年第一只美国船到达广州。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私掠船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