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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
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 1842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
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
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
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
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
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
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
② 对魏源在学术界和政府中的作用叙述得极好的，是齐思和的 《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卷
39 （1950 年12 月）第177—226 页。
① 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内容，在英文中也有两篇短评，分别由小韦克曼与米切尔写成，载美国出版的
《清史问题》，卷1 第10 期 （1969 年2 月），第8—22 页；卷2 第3 期 （1970 年7 月），第40—46 页。
② 伦纳德：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未发表的论文，1974 年），第4 —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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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
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
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
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
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
以象西方那样建造和布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
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
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
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
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
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
货供应的依赖和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
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
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
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 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
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
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
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
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
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
①
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和其他一切
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
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
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
学学派奠基人惠栋（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
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
然很少有人象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
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
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
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
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
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
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
说都已在秦代被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
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
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
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
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 （1636—1704年）
① 对十九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 《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
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101—114 页。叙述今文
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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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
①
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到了十八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
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
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 《春秋·公羊传》
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 《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
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衷主义的态
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
生们——特别是刘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
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
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
料 （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
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
只注意事件 （“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
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
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
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
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
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
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
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
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
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十八
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
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
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
找到理论上的根据。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
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
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 （“三
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
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
①
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
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
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
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
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
隆以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
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
① 阎若璩决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
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①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 （1972 年）第180—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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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
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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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
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
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
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
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
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
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
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
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
沙 （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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