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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
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
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
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①
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逼诜⒄蛊鹄吹摹�
②
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
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墓僭保�
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
①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 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
《旧闻随笔》，卷1 第10 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 页。
①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 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
记收在他的文集 《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 第9—18 册。
②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 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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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③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逼诤驮谀抡冒⑹逼谝灿兄匾煌恪５拦狻�
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十八世纪初
④
期的六千万两下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两。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
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
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
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
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
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
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
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
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
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
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
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
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
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
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
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
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
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
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
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
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
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
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 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
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
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
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
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
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
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
③ 萧一山： 《清代通史》，卷2 第887 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 （1842 年以后）和河道总
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 （1842 年死）及其继任者
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 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 第
12—13 页。
④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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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
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①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
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
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
引人了。和逼诟暮蠊诘胤缴夏茏蠲飨缘馗芯醯剑蛭荨⑾爻す佟�
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
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
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
友”）。
②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组成它的“幕友”
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
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
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
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
①
百人。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
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
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
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
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
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
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
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①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 页。
②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 第3 期 （1967 年9 月）。又见瓦特：《中
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 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 页；以及波
特： 《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 页。
①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 页 （注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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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
把魏源 （1794—1856年）仅仅看作一个“幕友”，那当然会小看了他。
把他在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
②
响，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十
九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
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二十二岁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优秀 的学者。
十六年以后，即1831年，他移居扬州，他在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师友中
有一个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团 （包括贺长龄与陶澍）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北京
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
来在居省一级官职时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学术事业按常规开始于搞经学研
究。他最初感兴趣的是理学，但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即1824年发生漕运危
机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经世致用论的专家，并上书详细地提出了主张采用
海运的批评性建议。他的这一建议是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写的，
贺长龄同一年又委托他编辑了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
年完成，此书定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从清代作者中广泛挑选而成
的文章汇编。①
《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见第
五章）一起，是魏源两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
义。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头两部分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部分，
然后才开始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权限
分类的。对《皇朝经世文编》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
②
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但是，论述经典研究和政
治理论的开头几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
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这些部分和《文编》的主体都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广泛的关于
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
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