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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永等编《教务教案档》。关于同治时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
论述，见以下三部书：保罗·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1860－1870年》、吕
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和费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
佛亚洲研究杂志》1957年第20卷）。卡尔森在他的《1847—1880年的福州
传教士》一书中考察了福州地区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摩擦。有许多对个别
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见《中国论文集》。韦尔利的《1891—1900年的英国、
中国和反教骚乱》、矢泽利彦的《长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载《近代中国研
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
1960年第4期），都对1891年长江流域的骚乱作了考察。关于共产党人对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反基督教运动的看法，可见李时岳的《甲午战争前三
十年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教徒的角度对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观察，可
见贝奈特和刘广京的《中国谚语中的基督教：1868—1870年时期林乐知和早
期的 〈教会新报〉》（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
基督教传教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关于
以医学、教育和救荒为重点的简要介绍和分析，见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
传教活动（ 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载《中国论文集》1963
年第17期，转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博尔的《作为救灾官
员和国家改革倡导者的李提摩太》一书，对李提摩太的救济饥荒和预防饥荒
措施作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国与新教的教育自治》一书，对基督教在教育领域中的活
动作了概述。卢茨的《中国与基督教所办书院一百年》一书，对晚清的基督
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评述。
许多著作谈到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贡献，其中最有用的仍然
是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第二版）。基督教传教士的戒（鸦片）
烟活动常常是和教会医院联合进行的，探讨这个问题的书有贝蒂的《新教传
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载《中国论文集》 1969年， 22A）。斯宾士在《1830
—1910年美国的传教活动》一文（收于鲍尔斯等编的《中国的医学和社会》）
中提出，研究传教士在医学方面的活动可以加深对晚清社会内部 动态的了
解。
关于新教参与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之方面影响的有两篇文章，即巴
尼特的《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载《长老会历史杂志》 1971
年冬季号，第49卷4期）和《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载
《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4月号）。贝奈特的《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
十九世纪的中国》一书，探讨了傅兰雅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所起的促进作用。
研究1890年前入基督教的中国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十九世纪中国
的“基督教”改革家》（载费正清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最先研
究新教传教士著作（尤其是《万国公报》）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运动之
影响的作品，有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陈启云的《梁启超所受的“教
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 1962年16期），研究了传教士对一位改革
领袖所起影响。
共产党人在评价传教士对晚清改革运动之影响时，强调文化帝国主义这
一主题，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
书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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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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