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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
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他们乐此不倦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
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虽然他们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是他们
在中国舞台上的影响却与保守南辕而北辙。因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要求特
别苛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公然反对祖先崇祀的人。只有人数非常少的
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
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然而说来也奇怪，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传教士，正是那些极力主张必须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大
整大改的人。
所以，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
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
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
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胁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但不是全体中国人都这样。而且也不是
无限期地感到受这种威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问题开始在中国知
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占有中心位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
革。对于旧制度的信念变得淡薄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
话），许多人开始热望出现一个新的中国。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
对于仍在力图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福音派传教士”依然怀有敌意，不过不如
以前那样富有战斗性。但是，他们对于为拯救中国而工作了一个世代以上的
“世俗派传教士”则表现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态度。甚至在一个短暂的、然
而是热情的时期内，他们还变成了这种传教士的门徒。
因此，传教事业的影响极为复杂，如果只用一种观点来理解它，就只能
模糊它的真正性质。实际上，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
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而且，这些影响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时因
地而异，这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条件的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传教事业本身性质
的演变。以下我们首先讨论传教事业性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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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事业
起源和早期历史
在近代中国进行的传教事业只是它的世界范围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
由许多渠道形成：宗教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当然，基督教始终主张全人类
的得救，因而它具有传布教义的动力。但是，要使这种动力大规模地实现，
必须具备某些历史前提。传教活动需要经费资助，需要组织指导。必须克服
长途跋涉的技术障碍，正如必须克服妨碍传教工作中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一
样。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西方人必须对非基督教世界有足够的关心，使他们
愿意积极去参加拯救灵魂的工作。
罗马天主教
这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历史，与它空前
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它想要发现和改造这个世界的强烈动机是分不开
的。在蒙古人统治时代，早期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此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
活动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积极地开始了，当时允许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1552—1610年）进入中国。不久，其他天主教教派的传教士都加入利玛窦
及其同事的事业，揭开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工作时代。这个时期与后来在华传
教活动的时期有几个主要方面大不相同。首先，虽然国籍和方法的不同造成
了传教士之间相当大的不和，但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体现了教皇这个唯
一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的扩张。（1727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俄国东正
教传教士团，但是它的成员好象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进行过任何福音传道工
作）。第二，十七和十八世纪大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采
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探讨过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进行有成效的调
和的可能性。第三，早期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
因此，传教能否继续则完全视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
1692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年
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
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
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
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
别了。
禁止天主教并没有使传教活动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顿。许多外国牧师继续
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十九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本地牧师的学校。然而，前
途决不是有希望的。基督教团体愈是遭到象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愈是被迫
象秘密会社一样活动。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
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
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在乾隆在位的长久时期，不时发生全国性的
①
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4至1785年。迫害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本加
厉起来，因为王朝权威的削弱为秘密会社所造成的混乱的加剧铺平了道路。
欧洲各种事态的发展，使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天主教的在华地位进
① 关于这次迫害的两个权威性的论述，见威勒克：《1784—1785 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矢
泽利彦：《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载《崎玉大学纪要》，卷7 附刊，第4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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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受到损害。1773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最有影响的机构之
一耶稣会，该会从利玛窦时代以来已有 四百五十多名耶稣会士在华工作过。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赞助最力的国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传教事业。还有
两个因素也对减少支持传教活动起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教权主
义和继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二十多年精疲力尽的战争。
欧洲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教会在全世界的影响下降。虽然没有精确的统
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705年中国至多有三十万天主教徒。一百年以后，即
1800年，总数可能约在二十和二十五万人之间；直到1835年或1840年，总
数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这种绝对总数略微减少的情形也不能说明全部
情况。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果果真
如此，这便意味着到1800年基督教徒与总人口的比率减少了一半，而且由于
人口继续增加，到1840年时基督教徒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就少得更多了。其
次，在缺乏本国或国外的坚强领导下，传教士们所施洗的基督教徒的献身精
神很可能已经退化。最后，由于传教士接近皇上、官吏和有教养阶级的机会
大大受到限制，他们对这些上层居民的影响便相应地减少了。赖德烈在总述
鸦片战争前夕罗马天主教声势下落的低潮时说：“如果1835年以后传教士进
入中国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教会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
存在，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了。”①
当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事实上，欧洲重建和平以后，对于天主教传教
活动的兴趣又活跃起来。传教事业复兴的标志是一些旧的天主教宗派恢复了
活动，而且新的教派也创办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促进天主教支持传教
活动而于1822年在法国建立的教廷传信部。传教活动的兴趣一步步地抬头，
到1840年，欧洲再也没有妨碍天主教在华大力开展活动的重大障碍了。
新教
天主教恢复传教兴趣的情况与十八世纪末以来新教徒中出现的传教热潮
丝毫不能相比。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都漠不关心。但是英
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
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
福音派新教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新教团体，从象循道宗那样的派别到救
世军、主日学校，最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它也
直接促进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新教传教会的创办。1792年英国的浸礼
会首先成立，不久，接着出现了这样一些团体，如伦敦（布道）会（1795年），
中华圣公会（1799年），英国圣经公会（1804年）和美国海外布道会（1810
年）。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
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
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
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年）之来华。
（不算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由于新教活动被
限制在广州和葡属澳门两地，又没有从前在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后来几十
年福音的传布受到了严格限制。到1840年，传教士增加到二十人以上，代表
六个不同的差会。不过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一百人（马礼逊直到1814年才
① 赖德烈：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96 页。关于上文估计的统计数字，见同上书，第129、182—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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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其中大多数或者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
是教会的雇员。
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
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
文基督教书籍。在米怜的帮助下，1819年马礼逊完成了新旧约的翻译，后来
又编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教士们的印刷所还源源不断地出版宗教文章和小册
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年），此书直到二十世
纪初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书籍。有几名最早的传教士 （其中有伦敦会的麦华
陀和美国海外布道会的卫三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印刷工，这一事实说明各
该国国内差会高度重视基督教书籍的工作。
从长远看，同属必需的另一种形式的著作是编写供外国人使用的关于中
国生活和状况以及该地传教进展情况的资料。这类出版物中主要的是《中国
丛报》，这是首批赴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裨治文（1801—1861年）1832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