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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设备的经费就有二十五万两左右；这笔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的关税。被李
鸿章挑选担任会办的人员大概是最能胜任其职的。上海道台（1865年是丁日
昌，1866—1868年是应宝时）是当然的总办。其余负有特别责任的二人，一
是沈保靖（他一直为淮军采办军火），一是冯焌光（此人虽有举人功名，据
说仍然通晓“西学”）。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技术工作还是由外国人负责
的。旗记厂的总工程师料而是督造人（开始叫作“匠目”，后来叫作“监工”），
他是一个曾受雇于纽约奇异工厂的美国人。旗记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
增雇了其他洋员。制造来福枪的最初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此后不久，这所兵
工厂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机器设备，就能够生产合用的毛瑟枪和小型开花
炮了。及至1867年年中，这所兵工厂每天生产毛瑟枪十五支，十二磅开花弹
一百发，同时每月平均生产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开花炮十八门——在对捻战争
时，这些弹药武器立刻证明是有用的。①
虽然后来李鸿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败捻军的原因之一，但是总的说
来，江南制造局却使他大失所望。从一开始，李鸿章就要兵工厂生产一种优
质来福枪。可是，一直到1871年增聘的洋员和添置的机器到达之后，江南制
造局才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到 1873年年底，生产了这种步枪四千
二百支左右，但不仅它们的造价高于进口的林明敦枪，质量也远不如后者。
②
这种枪李鸿章连自己的淮军都拒绝使用。由于李鸿章仍然不得不依靠进口武
器，因此他在1871年改组天津机器局的时候，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
克虏伯（当时亦译作“克鹿卜”。——译者）炮所用的子弹和炮弹。幸亏有
清帝从天津和芝罘的海关岁入中的拨款，天津机器局在1871—1872两年当中
花费在建厂和生产上的费用多达二十五万六千两。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调津
接办；增建了另外三个厂，并聘用了新的洋员。到1874年，这所兵工厂除生
产大量的子弹炮弹之外，每天还生产一吨火药；到这 时候，李鸿章才定购了
①
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枪的机器。 1875年，马格里在南京制造的三门发射六十
八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沽试验时爆炸了，所以这时李鸿章对于中国制造洋枪洋
炮的能力还没有把握。部分由于李鸿章的建议，江南制造局在 1874—1875
年间建立了一个分厂生产火药和子弹，此后它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
和初期的枪炮工业一样，轮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结果也令人扫兴。1866
年 7月，李鸿章授权江南制造局开始制造一种为巡逻海港而设计的小型炮
舰。次年，根据丁日昌的建议，曾国藩决定制造局应造大船：这一方面是由
于当时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术，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国藩两人都
②
感到轮船对于中国的长期防务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制造局每年的经费一直
是从淮军军费（它的主要来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来自海关关税）中提取的。
1867年5月，曾国藩获准从上海海关关税岁入中拨留一成给江南制造局；两
年之后这笔拨款增加到二成，每年总额在四十五万两以上。1867年下半年，
①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2 章。《北华捷报》，1867
年8 月16 日。
②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 第2 页。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 49—51 、82—84、
124—125、169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89 页。
②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08—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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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兵工厂迁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块十英亩的基址。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干船坞
并添置了新机器，用以制造轮船；还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1868年
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可以使用的轮船下水了，这是一艘六百吨位的明轮
船，曾国藩给它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恬吉”。虽然轮机是外国造的，
但是汽炉和木制船壳均系厂内自造。随后的五年当中，制造了三艘双螺旋桨
小型铁甲舰，以及五艘螺旋桨木船 （从六百吨位到二千八百吨位）。除去两
艘轮船之外，所有汽炉和轮机都是厂内自造，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可
是不幸，这些船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
多，更不要说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到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造船计划
时，这项规划以及轮船维修（由曾国藩1870年设立的江南轮船操练局主管）
费用占该兵工厂年度进款的一半左右，据信所造轮船比在英国出售的类似轮
船至少要贵一倍。①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弹药和轮船的成本之所以极高，主要由于两项原因：
其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其二是雇员费用 （尤其是洋员和
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这所兵工厂总经费中差不
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将近百分
之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采办上的敷衍塞责严重得使曾国藩吃惊，所以他在
1872年临死之前建立了这样一项制度：兵工厂的每一项采办都要经由总办本
②
人以及采买、支应和会计三个有关单位共同批准。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
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 （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
相当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
属于这所兵工厂的中国“官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四十人，到七十年
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可以推测，其中许多人是通过权势在薪水簿上挂个名字
而领干薪的。③
和江南制造总局比较起来，福州的造船规划需要更多的资金。左宗棠起
初要求五年中三百万两的经费总额，这于1866年7月为清帝批准。制造十六
艘轮船以及培训中国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员的规划，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这两
名法国人负责，他们由法国领事连署而签订了“保约”。由于左宗棠本人要
动身赴西北新任所，经他推荐委任当时在福州老家丁忧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
为钦差大臣监督建局。沈葆桢在左宗棠所选择的几位提调的协助下工作，其
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开锡，此人管理厘金和军需颇有经验。沈葆桢和周
开锡不得不和新任闽浙总督吴棠的反对意见作斗争。只是在吴棠被一个更能
合作的官员替换之后 （这是当时左宗棠在北京的势力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才保证了每年度四十八万两的拨款额和支付在法国定购机器的款项。①
在濒临闽江罗星塔的船厂工地上，中国官员们督视着两千名中国工匠和
九百名劳工工作，料理着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装二千吨法国机器，
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办物资。日意格领有“监督”头衔，于1867年下半年带
①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10 （特别是注21）、219、224 页。
②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74 页。
③ 同上，第148 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2—85 页。
①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1969 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118—132、 140—144
页。关于1874 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难的详细叙述，也详见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
期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 （1971 年6 月），第177—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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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四十五名欧洲人从法国回来；随后达士博也来到中国，他是一位有经验的
工程师，担任“总监工”一职。此后三年陆续兴建了铁厂、铜厂、一个设有
若干气锤 （功力高达七千公斤）的锤铁厂，以及一个适用于长达四百英尺船
舰的下水滑道。1869年6月，一艘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螺旋桨轮机运输舰“万
年清”号下水；此后五年又有十四艘轮船下水（内有一艘没有达到合同规定，
但又有一艘比原来规定的马力要大）。从1871年开始，该厂建造的大部分轮
船都安装了自已制造的轮机。福州不生产象江南制造局的“海安”号和“驭
远”号那样的二千八百吨位的轮船。可是它却在五年内制造了十艘从一千到
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轮船，比江南制造总局上述两艘之外的所有轮船都大。
虽然福州轮船据说比江南轮船要好，但是开动起来还是速度慢、消耗高；这
些船使用木制船壳和单横梁机，它们和江南轮船一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的欧洲标准来看，确实应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为止的六年半时间里，开支总额为五百三十
五万两，大大超过预算额。法国雇员的薪水是最大的开支项目（在每月五万
两至八万两的经营费用中占一万二千两）。二千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数为每
月一万两，而一百五十名中国管理人员的薪水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两——这里
①
显然没有把许可的开销和津贴计算在内。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存
在着许多贪污舞弊的漏洞。有一些职员是福州达官显宦的亲戚或者是他们所
推荐的人，沈葆桢在管理这些职员时特别棘手。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
量侵吞公款的现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里尤其如此；经常发现买来的木
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沈葆桢要博取廉洁奉公的楷模和严惩贪污的
声誉，他严厉惩办了一大批公务人员，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换了他们。但是
在采办这类事务上，他终归还是不能不依靠象叶文澜那样有能力的帮办 （叶
文澜以前是左宗棠购买军火的帮办之一，有在通商口岸办事的经验）。叶文
澜手下有职员三十人左右，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采购物资；他甚至于还有
②
一名常驻仰光的代理人，从那里往国内定期海运柚木。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
于他能注意使中国职员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
计划在合同期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桢不断从福建的高
级官员以及从北京取得支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