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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
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
“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
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
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
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
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
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
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
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
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
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
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
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
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
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
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
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
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
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
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
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
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
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
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
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
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
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
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①
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 第42、114、126—127、130、181—187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 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4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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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
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
②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多么大胆
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
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
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
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
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
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①
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
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
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
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
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
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
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
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
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②
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
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
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
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
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
军的建议。1866年8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一万五
千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
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
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
军的同样建议。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
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苏省巡抚
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一千六百名绿营军减少三分之一，并给以严格的训
练。①
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10 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
述，他说他是从 《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写，1856
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他评论说，孔
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种美德。同上，
卷1 第43—44 页。
① 同前，卷2 第40—42 页。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对西方制度有了新
的了解而形成的。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 第2 期 （1971 年2
月），第1 — 8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42 页。
①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5—36 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03—104 页。《左
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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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
的惰性有关。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乱的十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
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象过去那样强大。象科举
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
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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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财政结构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
年 （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
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
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
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
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
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
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
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1861年到
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
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
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
①
署大臣。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
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
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
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
禧 （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
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
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
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
了一次打击。4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
②
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 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
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十日，慈禧决
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
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
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