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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区考察更容易了解到某个人类集群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人文传统和心理氛围。因此，在解释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现象时，可以比个案调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环境感，可以比问卷调查获得更多的相关因素、参考情况和纵深资料。尤其是，如果我们并不那么追求个人故事的生动与量化数据的精确，那么社区考察反而可以在确定的时空内，更全面地把握住所研究的总体，更深刻地揭示其内外纵横关系与机制，更贴切地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众多影响因素。
其次，在同一个社区考察之内，可以把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个案与问卷、观察与访谈、历史资料与现实资料等等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综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对具体方法之间往往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
第三，在社区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获得对于该社区的整个生活的直接体验、感受和理解；更容易发现那些无法量化和统计的、无法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甚至根本无法言传、无法观察的活生生的资料。也许，这就是社区考察最大的优点。
在我国学术界，运用社区考察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当然要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当前，在与嫖娼卖淫有关的领域中，笔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社区考察实例，是王雅林、张汝立的《东北某镇舞厅业发展的考察》。由于该文一直没有发表，所以在征得作者同意之后，特地作为参考文献附在本书的后面。
3。为什么要采用它？
笔者以前也对嫖娼卖淫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是由于没有使用更好的研究方法，或者仅仅是思辨，或者流于浮光掠影，或者仅仅随机抽样调查了一般居民，却没有直接针对嫖娼卖淫者，所以写出来的文章自己一直很不满意。
现在，笔者之所以决心进行社区考察，实在是因为在数年的摸索中，我痛感到，嫖娼卖淫者这样一个人群，其特点是：第一隐秘（谁会在自己脑袋上写上“嫖娼者”
或者“卖淫者”）；第二分散（即使存在着某些暗娼聚集地，也不会有嫖客的大本营）；第三流动性极强（嫖客大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暗娼则是“卖淫游击队”）；第四身份并不固定（在不“做生意”的时候，嫖客与暗娼实际上都是普通人）；第五没有任何现成的抽样框（中国恐怕不会出现“嫖联”或者“妓协”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进行任何一种能够代表整体情况的社会调查，首先遇到的根本问题就是：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嫖娼卖淫者这个总体是什么，有多大，又在哪里。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随机抽样。结果，规模再大的问卷调查或者访谈调查，也仍然只不过是个案的堆砌而已。
笔者也深切地知道，个案访谈的局限性很大。且不谈对于总体的代表性的问题，即使就研究深度来说，哪怕拥有上百的个案，但如果是天南地北一处一个，恐怕也无法反映出嫖娼卖淫活动的社会背景、人文状况和环境因素，反而会严重削弱调查的深度。
显然，对于嫖娼卖淫活动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来说，运用社区考察的研究方法，是目前笔者所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只要找准一个类似“红灯区”的小社区，下功夫去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可能比随机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更深刻，更具有学术价值。
这是因为， 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上述的调查嫖娼卖淫活动的5大困难都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缓解，甚至完全克服。例如：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嫖娼卖淫者相对地不那么隐秘；都集中在一个确定的区域里；在进行嫖娼卖淫活动时，他们（她们）的身份是相对确定的和固定的；而且，这个社区本身就可以作为现成的抽样框，尽管在实际考察中并不一定要做随机抽样调查。
更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中国最近这些年所出现的嫖娼卖淫活动，一直被官方称作“死灰复燃”。那么，既然已经是“死灰”，如果没有一股由多种社会力量汇聚而成的“疾风”来“劲吹”，嫖娼卖淫怎么会“复燃”呢？所以，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不仅仅是描述和评论某种现象本身，而是努力去发现和分析现象背后的整个社会机制。社区考察最适合于做这样的研究，而且可以事半功倍。
三、为什么不能冒充嫖客去调查？
一知道笔者想调查地下“性产业”，不知有多少男人脱口而出地说：好差事啊，那得嫖多少回呀！不知有多少女人在心里暗骂：什么调查，给嫖娼我个借口呗！
这是无法解释的，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解释。
可是从学术上来说，冒充嫖客来调查暗娼，实在是最初级的错误。原因至少有以下这些：
（1） 在任何一次性的性交易过程中，嫖客与暗娼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交流。即使是多年的老嫖客，如果换一个新的小姐，所听到的也大多是“广告词”、“推销语”，或者撒娇耍嗔的套话。
这并不是因为小姐们以此来掩盖什么，而是因为，小姐要的仅仅是钱，根本没有跟嫖客交谈的欲望。如果你迫使她谈的多了，她会觉得自己付出的过多了，这次性交易就是不公平的了。
当然，少数刚刚“入道”的小姐，由于还没有经过自我的或者他人的职业培训，可能会漏出一些真话来。但是，既然她还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调查又能有多大的价值呢？
（2） 如果你冒充一个嫖客，却又询问对方一些其他情况，例如家庭、个人经历、动机等等，那么小姐非常可能怀疑你是一个“雷子”（便衣警察）。如果不幸如此，你的人身安全都会成问题的。
（3）即使小姐相信你不是“雷子”，她所说的，一般也都是“习惯性撒谎”。
这不是小姐的人格问题，而是她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自我防护，只要她一入道，肯定就会极快地学会。
（4） 即使小姐并不需要上述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自我防护，她所说的，也很可能是一种“从众式的自我肯定”。
这也是一种所有小姐都会飞快地学会的“本领”，因为她处于边缘的、亚文化的、少数地位上的群体当中，必须自己给自己找出一个能够符合一般社会标准的理由来，才能自己给自己提供心理支持。
于是，不论你问她什么，她的回答，从社会舆论上来看都会是合理的。可是从她自己的个人特色上来看，你会不断发现荒谬之处。
这也不是她故意想骗你，而是因为她自己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感受，恐怕连她自己都已经忘记了，或者被自己给压抑得像是忘记了。
（5） 在性交易的世界里，嫖客与暗娼的私人交流是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小姐很可能会觉得你是个怪人，因此她可能更不愿意说真话。此外，这也很可能引起老板、保镖和其他小姐的怀疑。
（6）对于男性调查者来说，最要命的是，如果你冒充嫖客，那么就一定要嫖。
否则，你的风险会很大的。即使你只给钱却不嫖，在聚集卖淫的情况下也会有风险，因为你伤了小姐的面子，她可能会因此受到老板或者同行的贬低。
总而言之，冒充嫖客去调查，与其说是个人品德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学术水平的问题。如果学术水平如此之低，连上述认识都没有，那么别人怀疑你其实只不过是想给嫖娼找个借口，也就很有道理了。
四、为什么把暗娼和嫖客叫做小姐和客人？
在本书的所有地方，笔者最经常使用的是“小姐”与“客人”这样的称呼，而不是暗娼与嫖客。这并不表明笔者的价值观倾向，而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这里分列如下。
第一种学术考虑是：卖淫与嫖娼说的是一种性行为，而暗娼与嫖客说的则是一种社会身份。二者虽然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却绝不能完全等同，更不能不分彼此地混用。
这里面的道理也有两个：
1。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一个人只要卖淫一次，被抓住以后就被叫做暗娼；只要嫖娼一次也被叫做嫖客；但是在任何一种研究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的学科里，如果允许根据一个人的一次行为就确定此人的社会身份，那么任何学术研究就都会走偏。
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中的道理：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至少得过一次感冒，但是我们能据此说所有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是“感冒患者”吗？尤其是，如果这种荒谬可以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是决策意愿，那么地球上的所有制药厂，岂不都要加班加点地生产感冒药？
正因如此，尽管1995年全美国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性行为的人占到相当的比例；但是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据此说，美国的“同性恋者”有如此之多。
2。卖淫行为只是卖淫者所有行为中的一种，嫖娼也只是嫖娼者的各种行为之一。
除了卖淫或者嫖娼，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行为，还可能有别的性行为和性关系。
如果允许只根据一次行为就确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来了。
（1） 这会诱导人们忽视甚至否认该人的所有其他行为和关系。例如，许许多多卖淫者与嫖娼者都有自己的婚姻、配偶和婚内性行为。但是用暗娼与嫖客的社会身份一套，他们的这些生活内容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了。那么对他们的研究，肯定就会走偏。
（2） 既然一次行为就可以确定社会身份，既然许多卖淫者与嫖娼者也同样有婚姻，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根据他们的婚姻行为，把他们同样也叫做妻子或者丈夫呢？
总之，如果还用感冒的例子来说，那么，感冒的人同时也还有其他生活，也仍然是他们原来的那种社会身份。不信，您的顶头上司今天感冒了，您敢说他不是您的上司，而仅仅是一个“感冒患者”吗？
可惜，我们中国人里，喜欢荒谬的人还是很多。所以，在许许多多关于嫖娼卖淫的“劝世文学”里，人们常常可以读到“一失足成千古恨”。同时，“失足青年”
这样的称呼，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婉称，带有宽容他们的意思。可是实际上这恰恰是完全彻底的否定。失足，多么形象的词汇啊：走错一步，万劫不复！
笔者很少使用暗娼与嫖客这样的称呼，还有第二个学术上的考虑：笔者所进行的，仅仅是社区考察，而不是破案。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笔者没有把握说某一对男女一定就发生了嫖娼卖淫的行为。笔者所看到、听到、问到的，往往只是他们作为小姐与客人的行为，然后推测出他们之间发生了嫖娼卖淫。因此，即使按照“一次定身份”的逻辑，笔者也不能冒着犯诽谤罪的风险，把他们叫做暗娼或者嫖客。当然，读者会看到，在确有证据的时候，笔者并不回避使用这两个词。
此外，读者还会看到，笔者一直使用嫖娼卖淫这样的术语，而官方的说法则一直是卖淫嫖娼，就连法律也是这样。这两种不同的顺序很有意义。笔者认为：1。先有嫖娼的需求，才有卖淫的供给；2。在这种双方的人际关系中，嫖娼者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权势”（power）在嫖娼者手中；3。 从社会总体来看，嫖娼者的人数多于卖淫者。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