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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他们觉得，自己连一点“富余活钱”都没有。他们不但自己有两个孩子要养，山下的三亲六故也常常来“帮忙”，做的不多，吃的不少。尽管已经跟一个做女挑夫的、常来“探望”的表妹翻了脸，尽管他们也知道，亲朋好友里的任何一个人说不定哪天才会有大用，但是这种传统人际网络，仍然对这两口子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每月的那2000元左右的盈余看作是“富余钱”，更没有看作“活钱”。笔者虽然再三启发和追问，女主人仍然一口咬定：一点富余活钱也没有。
笔者先后投宿的那两个娱乐场所的男女店主，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感觉。尽管如同前文所述，笔者可以推算出他们两位的纯利润肯定不下每月千元，可能更多，而且他们都不打算再投资；但是这一男一女也都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富余活钱”
可言。
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感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真的给他们来一个严格的经济核算，他们的“富余活钱”可能比笔者推算的还多。但是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夫妻店式的、小本薄利经营的生存状态之中，精打细算和细水长流必然是他们的基本心态。
他们又不得不为了维系传统网络而增加一些额外的消费，因此他们就只会觉得自己有盈余，却不会感觉有富余。
这种心态，而不是他们实际的经济实力，极大地抑制了他们投入性消费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
第八节 社区管理者与地下“性产业”的关系一、日常管理这个金矿区的日常管理，应该说是相当健全的。它主要有三大块内容：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言。
其次是对于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相当严格。例如社区规定：不管你建起一个干什么用的棚子，都必须在距离棚子20米以外的地方，再建起一个带棚子的简易厕所。
再如，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建棚子，都不许把该处的小树当作支柱。两米以上的大树可以用，但是每棵树要交50元的“林木损失费”，而且不允许真的把大树砍掉。如果大树死了，你还要再交100元的罚款，第三方面的管理，是对于人口的管理。金矿区规定，无论什么人，只要在山上居住3天，就必须到指挥部去办理暂住人口的登记手续。否则就要罚款700元。
正是依据这条规定，山上的干部有权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棚子去检查，看看有没有未办理暂住手续的人。因此，干部常常在夜里突击检查一些娱乐场所里的留住人员。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在抓嫖抓娼，但是从名义上说，这只是在检查暂住人口。
这种情况，笔者在以前的考察中也曾经发现过。
“扫黄”和“禁娼”这样的类似“国策”的正义行动，居然需要使用别的什么名义和借口，似乎是很离奇的。但是据笔者推测，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直杆杆地前来抓娼，那个场所的后台一出面，双方都是同事或者朋友，大家都下不来台，弄不好还会伤了和气。如果以别的名义检查，检查者就可以说：这是“例行公事”，并不是专门抓娼，更不是冲着某个特定目标。这样一来，该场所的后台也就说不出什么来，只能同意检查。同样，后台也可以就此约束检查者：既然不是抓娼，那么就别查得太过分。
即使真的抓住了嫖娼卖淫者，双方也都有台阶可下。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以违反某某规定的名义（而不是嫖娼卖淫），不轻不重地处理一下嫖客与暗娼。这样一来，检查者完成了任务；场所的后台也算多少保护了自己的客人与小姐；嫖客和暗娼的损失也不大，于是三方皆大欢喜。＇1＇
至于该社区的管理机构（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干部）与地下“性产业”的直接关系，笔者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在一般的交谈当中，干部们一般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不承认“三陪”过后必然有卖淫；二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真有，我们照样严厉打击。
这与笔者在其他地方的考察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当前盛行的“表态文化”的反映。
二、场所的开办跟别处一样，这里的所有场所也都有相应的官方手续，从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安全管理证，到占地证、卫生证、防疫证，一应俱全。最多的，一家就有7种证件。 所谓“黑店”，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执法严格，更是由于老板之间为了竞争而互相监督。
老板每办一种证件，要一次性交纳300元－700元。可是要命的并不是这笔预投资，而是每办下一种证来，就多了一种按月交费的义务。因此，交费是经营成本里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干部把这叫做法制健全，老板则叫做“有肉没肉割三刀”。
一般来说，老板在开店之前，首先要审视一下自己有哪些“关系资本”，能打通哪些方面的关节；然后还要衡量一下，上下打点的钱有多少，值不值。不过，由于老板们对于暴富的期望都很高，所以他们对“关系”也就很舍得下本儿（本钱）。
例如前文讲述过， A场所的女老板，虽然有一个干部“罩着”，但是仍然必须花费大约4000元给别人请客送礼。 这占到她的总投资的8％左右。如果没有后台或者后台不硬，“关系投资”肯定会更多。
至于老板们花钱办下来的那些“证”，除了作为已经交过钱的收据，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证”都是在该场所建立之前就办好的。天知道，一个还不存在的场所的卫生和安全等等，究竟合格不合格。
场所开办起来以后，老板就必须不断地“不忘老朋友，发展新朋友”。一般来说，是否批准你在山上开办一个场所，是由山下的各机构决定的；但是你的场所是否真的能够办下去，却是由山上的干部来决定的。因此，你必须“维住”负责你那个“管片”的干部，即所谓“县官不如现管”。
一般读者可能会把这当作一般的贿赂，可能会以为，在“扫黄”这样类似“国策”的强劲风头之下，如果老板不这样做，干部就会把他封掉。
对不起，这样想可太天真了。其实，某些老板与某些干部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这样的初级阶段。现在的某些老板，之所以要“维住”某些干部，完全是为了扩大客源，是为了向客人打保票：您放心吧，我们就是××局办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老板和干部，已经是联营的关系了，已经不需要贿赂了。
当然，这样说的老板里，有不少是假冒伪劣，但是货真价实的也不在少数。可惜，笔者在以前的考察里，很难抓到真凭实据，很难做出精确的描述。
这一次，由于这个金矿区的“性产业”具有不得已的较高透明度，所以笔者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讲一个例子了。
三、个案：C干部A场所的女老板， 原来是镇里的小学老师。不知因为什么跟丈夫离了婚，就一门心思想做买卖。 她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山上指挥部的干部（以下简称C干部） ，就下决心上山来开办这个舞厅兼饭馆兼发廊兼录像厅，而且跟C干部认了表兄妹。
虽然笔者一直没有弄清，她究竟是因为要上山才认的亲，还是因为认了亲才想起上山；但是这两件事都是女老板自己分别说的，肯定是前后脚的事，而且肯定不会是巧合。
至于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笔者也没有完全弄清。该场所里的其他人，都说不出他俩究竟是姨表还是姑表，但又说他们肯定是亲戚。女老板也一直按表哥来介绍C干部。 因此笔者猜测，他们之间可能确实是存在某种远亲关系，但是过去互相一直不知道，后来才相认的。
这种情况在中国人里并不少见，但是就这个例子来说，与其说他们是亲戚，不如说是合伙人。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亲戚关系，经常是“穷在闹市无故人，富在深山有远亲”。不论他俩过去是不是亲戚，像这样临时抱佛脚般地相互认亲，双方的功利心肯定是大于亲情的。
尤其是， C干部自己承认，他在这个店里是有股份的。有多少，他守口如瓶；但是他拿的应该是“干股”，旁证有：
（1） 女老板在讲述她的经济账的时候曾经提到：在每月的收入里，“还要给我表哥分钱”，而其他“打股”的人，她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把表哥的股份与其他人的股份，在性质上给分开了。
（2）C干部在聊到别人合伙打洞子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我那一点点工资，哪里够“打股”啊。笔者已经推算过，开店和打洞子的投资基本相同，“打股”的钱也应该是基本相同。 C干部既然打不起洞子的股，那么他在店里的股，就应该是“干股”无疑了。
像这样以亲戚名义来合伙，确实是当今中国做买卖的一种上佳方式。所以民间把过去用来形容“姑舅亲”的俗话，改用来描绘这种钱上加亲或者亲上加钱的合伙关系：“亲戚亲，钱更亲，砸断骨头连着筋。”
果然， C干部一直干劲冲天。女老板说，整个基建，她只上山来看过两次，全是表哥一手操办的。 C干部自己则说，从那时起，他就基本上不去上班了。每天只到指挥部去点个卯，然后就回来跟老板一起操持店里的一应杂事。
但是， C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他之所以能够拿“干股”的最主要的资格，并不是作为经理，而是作为保镖；不仅仅是老板的保镖，也是客人和小姐的保镖；不仅仅要威慑那些“烂仔”，也要抵挡别的店老板可能的竞争性侵扰；不仅仅要保住本店不被扫黄扫掉，还要努力宣传本店的安全可靠，以便扩大客源。
具体来说， 在笔者所能考察到的范围之内，C干部其实总共只需要做两件事，就足以完成他所承担的重任：第一是站着；第二是躺着。
所谓站着，就是说他需要经常在本店附近出现，而且一定要把他的悬挂式工作证亮出来。尤其是傍晚舞厅大量上客的时候，他虽然不管收钱，但是却总在门口站着，而且要表现出跟老板跟小姐都很熟的样子。只要这样，来的客人就都知道了，这家店“上过保险” ，可以平安无事。当然，对那些“烂仔”来说，C干部就像一尊门神：进来可以，守规矩才行。
所谓躺着，说的是晚上他负责值班守夜。其实也并不是每晚都通宵不眠，而是做这样两件事情：
一个是，每当指挥部在夜里派人检查暂住人口的时候，他就站在场所的门口，远远地和那些检查人员打打招呼，说说话，于是检查人员就过其门而不入。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检查人员早就知道他在这个店里，所以根本就没打算真的进来，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已。说不定，他们只是专门绕过来，跟他聊上几句。＇2＇
二是，一旦他从指挥部获知山上出了较大的治安事件的时候，他就会提前跟指挥部打招呼，保证本店无事。这样，夜间的所有巡逻队和破案人员，就都会绕道而行。＇3＇
如此这般，山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扰本店那些“共度春宵”的小姐和客人。
据女老板说， 本店的客人之所以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C干部在这里，使得山上的人都知道这里很安全。
C干部的这种存在， 几乎完全是为了对付“扫黄”和烂仔捣乱。通常意义上的治安，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