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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在筹备香港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１９８９时，对如何把Ｌｅｓ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ｙ Ｆｉｌｍ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翻译为中文，颇费踌躇。有人建议借用“同志”一词，想不到这一决定成为奠定华人“同志”运动的一个里程碑。香港的“同民”社团，都是在立法局于１９９１年通过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后，用“同志”的名义注册的，如“姐妹同志”、“同志健康促进会”等。与此同时，主流媒介也逐渐采用“同志”一词，一时间，以“同志”一词代表同性恋者，也传入中国大陆、台湾及世界各地。
此后，香港多次举办同性恋电影节，并且拍摄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也很有成就。在２０００年第５３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香港同性恋影片《春光乍泄》导演王家卫获得这届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该片还获得了最佳摄影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一些有关同性恋的文学作品在香港相继问世。１９９７年２月，香港华生书店出版了由大陆、香港、台湾作者创作的小说集《他他她她的故事》。以同性恋者身份出现的大陆作家崔子恩即崔子、童戈、石燕等的小说作品公开亮相。
１９９７年５月，香港回归前夕，中国大陆第一部当代同性恋长篇小说《桃色嘴唇》由香港华生书店出版，迅速行销港、台地区及北美等地。这本书也是崔子所著，因为这是以同性恋为题材的，所以受到大陆１０多家出版社的拒绝，只有大型文学期刊《莽原》在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的“崔子恩”小说专栏中选载了该书的前半部分，崔子恩本人戏称它为“洁本”。
《桃色嘴唇》的出版在全球华语读书圈引起了很大反响，海内外的报纸纷纷评价。这本书不仅引起了“两岸三地”许多同性恋者的共鸣，而且在纯文学圈为同性恋文学赢得了一席之地。
１９９７年底和１９９８年初，香港华生书店又相继出版了大陆作家童戈的小说集《好男罗格》和崔子恩的小说集《三角城的童话》。《好男罗格》以其生活化的表现和讲故事的传统笔法，受到了同性恋人群的喜爱。这本书中的《战地》被译成英文在美、英的主要媒体作为“反战文学”作品刊载。《好男罗格》的畅销书品质，进一步将中国当代同性恋文学推向了公众社会。
在大陆，同性恋的题材也逐渐地搬上舞台。
１９９０年春，由刁亦男编剧、张扬导演、贾宏声和郭涛主演的改编话剧《蜘蛛女之吻》在北京电影学院上演，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探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１９９６年，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话剧《东宫西宫》在境外上演。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５月，冯旭编剧、田沁鑫导演的话剧《驿站桃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公演。１９９９年，陈兵导演的萨特名剧《间隔》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上演。２０００年，热奈的名剧《女仆》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导演林荫宇全部使用男演员来扮演剧中的男女角色，在艺术探索方面达到很高水平。
这一时期，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也不断地拍摄完成，如１９９６年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拍摄完成。１９９９年，由崔子恩编剧、刘冰导演的《男男女女》问世。２０００年，由李玉编导的影片《今年夏天》拍成。以上这些电影都在国际上的一些电影节获奖。
由大陆电影里，文艺界人士和港、台同行合作拍摄了一些同性恋影片如《滥宇》、《夜奔》等都在２１世纪初在港、台上映。在大陆还摄成了一些影片如《合子》、《旧约》、《丑角登场》、《ＭＡＳＳ》等，都是以同性恋为题材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有关同性恋的文艺作品也在中国大陆逐渐开花了。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苏童的长篇小说《碎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同性恋问题。１９９８年５月，崔子恩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两本酷儿理念的长篇小说《丑角登场》和《玫瑰床榻》，全面涉及同性恋、变性者、单性家庭等领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１９９９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格子的长篇小说《迷情的日子》，这是现代中国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在中国大陆，文艺界、电影界有一些人始终在为把同性恋的题材搬上文艺舞台而努力。然而，这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同性恋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戏剧、电影常常受到有关方面的阻挠甚至封杀，所以，有些作品不得不在境外出版，有些电影也只能在国外评奖，这也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吧在大陆，影片的主题虽然不是同性恋，但有些内容涉及同性恋的，如《霸王别姬》、《邮差》、《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处女作》等，在被审查时也多少有些麻烦。直到２００３年春天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其中有三少爷与戏子有暧昧关系的同性恋内容，虽未刻意著墨，但是电影审查部门还是把这一段片子给删剪了，可见社会理解同性恋还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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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调查数据分析
艰难的调查之路（1）
这一章所进行的数据分析，主要是以鲁龙光教授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１年对１０００例同性恋者所作的临床研究和刘达临教授从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所主持的２５４例同性恋调查为主体作分析对照的。分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中国同性恋者的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现象所应抱的态度和防治办法。
亚洲性学联会主席吴敏伦博士在《中国当代性文化》（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序言”中这样写道：
性调查是一种特别困难的社会调查，我们不能以其他社会调查的眼光来看它。一些有社会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即使在性不保守的社会中，一个问卷调查内只要加上有关性的问题，其回收率下降便可超出一半，有效的答案亦大大减少，这问题是几乎无法解决的。希望从性调查中得到可靠的信息，唯有从经常重复的调查中寻找答案。
性调查即困难，性调查中的同性恋调查更是难中之难。同性恋者表面上和常人无异，在茫茫人海中很难寻觅，几乎没有可能进行随机抽样，只能进行偶遇抽样，找到哪个就调查哪个。这种寻找往往是采取“层层串联”的办法，先要找到几位愿意合作的同性恋者，然后通过他们的介绍找到第二批同性恋者，再通过愿意合作的第二批同性恋者的介绍去寻找第三批……可是，由于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对外来的调查更是多疑，调查者会屡屡碰壁，这种层层介绍、串联的“长链”往往会中断，中断以后只有另起炉灶。“上海调查”原计划６００个样本，最后只完成２５４例，完成率为４２．３％，访问数和接受调查数为７．４比１。北京潘绥铭等所作的调查累计访谈８１０人，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５份，成功率为２０．４％。
有一位女同性恋者，调查者已了解到她至少有四个固定的同性恋伙伴，但上门三次，她都拒绝接受调查。直路走不成只能走弯路，调查者后来找到她的一位好朋友，做通了这位朋友的工作，再通过这个朋友去做她的工作，最后她才接受了调查。
有位调查员，明知道有个朋友是同性恋者，但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个问题，对方也从未公开过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而且疑心很重，很不愿意别人突然到他家里去，于是这位调查者就煞费苦心地在他快下班的时候，在他家门口附近徘徊，企图装出偶然相遇的样子，搭讪、上门、闲谈，然后再转入正题。可是，在他家门口徘徊了三次都没有遇到他，直到第四次才达到了目的。
要使同性恋者接受调查，认真地填写调查问卷，首先必须得到他们的信任；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必须和他们交朋友，而交朋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查者访问被调查者，往往要通过散步、一起喝咖啡、一起去饭店吃饭等方式接触，一次、两次、三次……这样，所花费的人力和财力实在太大了。据“上海调查”统计，为得到一份合格的同性恋调查的问卷，所花费的钱是进行一般性调查的５０倍。
以下是福建、江西地区调查负责人、厦门大学副教授张小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给刘达临教授的一封信：
调查遇到的困难比预计的要大得多，恐怕难以按原定计划完成。我打算在元月上旬寄出问卷，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完成问卷，大约１１０～１３０份，剩下２０～４０份问卷可能在２月下旬能够完成，但时间拖久了，是否上机开始，已经无用了？这第一批问卷时间已经拖了，但实在没有办法，如第二批这几十份已无用，我就暂时不再寄了，盼告。
自６月份开始，我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此项调查，但收效不大，寻找调查对象和访谈均十分困难，参加调查的人员也逐渐产生畏难情绪，有的退出、有的消极。１１、１２两个月进展较好，但离目的仍有距离，发现目标已有好几百，但调查起来极其困难，碰钉子太多，谈成一个平均要几十个小时，在精力和财力上的付出远远超出计划和原来的想像。从财力上说，你所汇来的调查经费已基本用完，还未付劳务费；从精力上说，我半年多的时间都赔上了，以至放弃了今年提副教授的机会（我今年已到年限，因上课之外的时间都搞这个调查了，所以没法准备外语考试和赶写论文）。虽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可是看来结果仍然不理想。不过，还是积累了不少资料，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那些不愿填写问卷的同性恋者，是把问卷的内容用拼音和符号缩成一张纸，口袋里揣着它去访谈，访谈后再把这张纸上的记号填到正式问卷上，对那些不太愿意填写调查问卷的同性恋者也只好如此了。
再摘录上海的调查工作者黄佳鑫的几则调查手记，从中也可看到同性恋调查是多么艰辛：
１９９１年４月×日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颇具有个性的女同性恋者，在此不妨叫她Ｈ。Ｈ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喜好旅游，绘画颇有功底，家庭条件较好；但与众不同的是，其性格完全男性化，非常自信，而从不与男性交往，甚至非常鄙视男性。
Ｈ人长得很美，走在路上无不遭人在她身上停留几眼，可是她找了个与她极不相配的丈夫，带副眼镜，小个子，外貌平常。
了解了以上概况后，我决心与她接触。
“Ｈ很难接近，更何况你是男性，而且要了解她的隐私，弄得不好会碰一鼻子灰的。”我的一位朋友说。我说，“没有关系，已作好思想准备，只是辛苦你了。”
一天晚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