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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要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负责一样，他也必须对其后果承担大部分责任。这场运动中大多数最具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暴力、混乱和死亡——可以认为是毛所用战略的结果。这结果如果说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料的。
在发动群众时，毛同意使用极有煽动性的语言，把这场运动完全看作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一场摩尼教徒的斗争。他使中国社会内深藏的分裂和不满表面化，却没有创设任何机制来组织或引导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似乎预见到一场自我约束的革命运动，但产生的却是一种分裂的和宗派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军队都只能进行有限的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当党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8 月29 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 年8 月31 日，第 1 — 4 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 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 页。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59— 160 页；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 页。 ①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的干部试图压制或操纵群众运动以便维持自己的地位时，他感到失望和痛恨，这就毫不奇怪了。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 1966至1969年之间他只进行半场革命。
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 （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一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也许最能说得出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时，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毛试图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这在中央的许多指示中很明确，他批准禁止拷打、搜①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求革命委员会包括所有互相对抗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而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②问题是这些干预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得完全成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
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
后 果1966至1969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些全是或全不是的特性。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彻底受影响，同时，同样重要的其他国家部门几乎没有触动。
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证明是暂时的，而其他后果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继续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没有对中国农村造成大量损害，而在60年代后期那里生活着6。2亿人。靠近大中城市的为数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城市所辖县城郊区的公社例外。这些郊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活动，比如农民参加公社和生产队一级的夺权斗争，以及在附近城市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理查德·鲍姆根据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证明，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之间有231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50公里以内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在距城市100公里以上的地方。当然，鲍姆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只有231 ① 尤其见于1967 年6 月6 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件集》第463—464 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第164 页。 ② 威特克： 《江青同志》，第363 页。个公社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统计资料确实启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外没有多深的影响。这确实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①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只受到轻微的触动，那么只有极少数城市居民未受它的影响，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的每一所高中、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进行着。1980年，胡耀邦在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估计有1亿人——几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实际上所有到了工作年龄的人——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将少许一点夸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胡耀邦说的数字合理准确地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影响。②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1966年和1967年，谷物产量上升，1968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年又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68年收成差可能部分与那一年的政治动荡有关，但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1968年的天气比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