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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要去一个阿拉伯人的警局报案！你说这严不严重？他不听劝告，把我甩了，自己
跑到警察办公大楼里去。当他开始描述那块表的样子的时候，阿拉伯人如临大敌的
样子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有意思。为什么不到爆破处去申请一块‘改装表’送给安东，让他明天再去
雷马拉走一趟？”
“还有更糟的：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向我表示
谢意吗？才不呢，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
同我的做法，他说，他要向‘你’的上司投诉。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
办公室呢。”
“好啊，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叹口气。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
也告状去了。”
“没什么，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够小气的。”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
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
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
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
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
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
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
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
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
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
“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
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
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
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
“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 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
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
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
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
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
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
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
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
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
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
“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
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
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
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
——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
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
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
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
极力为Krav Maga 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
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
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
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
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
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
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
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
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
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
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
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
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
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
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
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
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
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
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
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
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
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
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
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
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
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在他看来
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
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
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
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
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
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
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
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
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
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
“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 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 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
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
久的问题：
“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