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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Ｐ２８８）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Ｐ２７７）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十月十四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Ｐ２９７）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五 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Ｐ７０）
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六 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从是历任中共领袖的原则。这一点，杨奎松先生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用（刘少奇），或得到谅解（如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Ｐ３２９）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换成别的词；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Ｐ３２８）一九五○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不歌颂毛泽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Ｐ３，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一九五四年，苏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Ｐ５３３─５３４）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然心潮激荡。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七 对美国的态度
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四九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我们从未对美国说过“是”，就与史实有异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些帮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参见Ｐ１１１）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是美国一百六十八年国庆，毛泽东要胡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庆祝美国国庆── 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文中谈到美国革命、独立，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赞许，对美国评价很高。“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Ｐ８８）。
也是在这个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分电报，详细说明了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Ｐ３３５）。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战友们》，“战友们”这一亲切称呼是毛亲自加上的。
一九四五年底，马歇尔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Ｐ８８）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什么。“（Ｐ４２９）
当然，毛并不真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感兴趣。七月四日的社论中说：“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Ｐ３３６）毛对美国的称颂，原是有相当的实用考虑的，他希望美国能实际支援中国的抗战和战后的建设。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让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现实功利的考虑。
八 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
一九四五年，毛本不想去重庆谈判，“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Ｐ２１７）对于中共来说，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还与国民党人士广泛接触，顺带完成了对国民党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断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Ｐ４１９）回到延安后，毛又说蒋：
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 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是坚决反革命，我看不见得。（P４２２）
写作回忆录时，胡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九 “何必提社会主义”
尽管毛在五十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四八、四九年。“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Ｐ５１７）。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一九四七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泼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一九四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