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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
毛泽东善做文章，喜欢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与蒋介石斗，因而在他的“英雄时期”，也伴随着几个会做文章的秘书，像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等。晚年他仍然重用演员出身的江青和写文章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但在他的秘书中，却只有张玉凤这样“收收发发”的人物了。
胡乔木晚年组织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以毛泽东为中心写作回忆录，回顾四、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决策。他自称这本书要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样，具有历史性和思想性。一九九三年，胡去世，未完成的书稿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取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一 民主的“样子”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质是集中而不是民主、是“一元化”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多元化的民众意愿。但由毛修改定稿、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第二届参政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却有远为丰富的民主内容。
比如“三三制政策”纲领第五条：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立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及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Ｐ１３７）
纲领还有保障人权、实行自由贸易、奖励私人企业、对官员实行“俸以养廉”原则这些共产党掌管全国政权后闻所未闻的内容。边区的一切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控制，《施政纲领》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也还需要考察，但无论是非共人士参与政权组织的规模还是非完全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当时的边区都代表着共产党制下民主化的最高程度。
边区本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斗，民主是一个旗帜。制定这个纲领的动机就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P１３５）。“样子”可以做出来，当然也就可以取消。一旦政权到手，“样子”也就不需要了。“三三制”演变为“一元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皖南事变的另一重意义
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诚然是“千古奇冤”，但由于中共处置得法，军事上的失利转而成为政治上的胜利。胡归纳为四条：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产；争取了中间派；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发生有利于中共的根本性变化；中共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其实还可以补充一条对党内整风的意义。毛泽东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几年的经营，已成为党和军队的实际领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还没有彻底落实到党和军队之中，他和王明等“国际派”的较量也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因此才要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整风运动”。“整风”的对象，是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上来的、占据着大多数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发起运动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皖南事变提供了最好的契机：项英的失败使王明等人丧失了潜在的军队支持。
事变发生几天后的一月十五日，毛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Ｐ１９１）
对于敏于政治艺术的毛泽东来说，“皖南事变”使项英的错误“扩大起来”，军事失败的本原是路线错误，这就是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毛泽东把“皖南事变”变成党内整肃的有力支持。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任意联想：在苏区，项英就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大将，对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抗战初期，他的东南局隶属于王明的长江局。
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祁连后，张国焘再也无力与毛抗衡一样。
三 历史的价值
四十年代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曾对周恩来说：你们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Ｐ１０）
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按胡的说法，启发毛使用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风的主要对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一九三○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Ｐ４５）
整风要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要清算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此前，他们已经向毛臣服，一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毛来说，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肃清他们的一切影响以便让毛泽东思想来挂帅。因此，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强化，路线之争也就提上了日程：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辑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４８）
一堆历史文件就有这么大的效力，在于这些材料是毛泽东搞的。
其实毛本人，由于多年在报纸都看不到的山沟里打仗，对中央情况也不甚了然。正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Ｐ４８）。一九四一年秋，毛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认为四中全会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的。除了团结方面的考虑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够，再往前说到党的成立。（Ｐ６７）
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模式，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Ｐ６８）
但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还有什么用？
四 整风的压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Ｐ１９９）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Ｐ２３２）──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本来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总学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有力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八月八日，又说中央党校已挖出二百五十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参见杨奎松《恩恩怨怨》Ｐ１５３，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风的强大的威慑力。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就说过：“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思痛录》Ｐ１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在这种气氛下，哪个高级干部敢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再来和王明等人算帐。
九月七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九月十三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四一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