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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尤对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害。今试追溯它的根源，就只是一个“穷”字。但这并不是指困穷、贫穷的穷，而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若是把贫穷、困穷当作是怨尤的原因，那末天下的穷人都要申诉不满，富贵的人就成了“众怨之府”
，人与人间的关系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不过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
无论怎样贫贱的人，如果明白自己所以贫贱的原因，即如了解贫贱的原因在于自己本身，就决不会盲目地怨恨别人了。现在我们不必列举例证，只要看看现在世界上确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却能很好地保持社会上人与人间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了。所以说富贵并不是众怨之府，贫贱也不是不平之源。
由此想来，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人的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偶然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
从前孔子曾经叹息过女子与小人很难对付。现在想来，这可以说是孔子从他自己的体验而指出的弊害。若就人的心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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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怨尤之害９７
说，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差别。再者，他所说的小人指的就是奴仆，但奴仆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奴仆。而奴仆与贵人的天生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单说女子和小人难于对付呢？这是因为经常对人民灌输卑屈的意识，束缚弱小的妇女和奴仆，使他们丝毫不能自由行动，就形成了怨尤的风气，发展到了极点，就连孔夫子也不得不为之叹息。本来如果行动不得自由，就一定会怨尤别人，这是人的本性。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就好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是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不知道这种道理，又不从别方面研究，而徒作此不明智的叹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孔子的时代距我们明治年间已有两千多年。在没有开化的时期，如果想要顺应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来施行教化，以维持当时社会的人心，就不能不采用束缚式的权宜方法。即令孔子真是圣人，有洞察万世以后的远见卓识，而在当时运用这种权宜方法也不会于心不安的。所以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来决定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兹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即日本封建时代许多诸侯的侍女的情形，最能说明怨尤的流行有害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在当时的诸侯府里，是一群无学无识的妇女侍奉一个无智无德的主人，勤劳不赏，懒惰不罚；有进谏而被斥骂的，有不进谏而被斥骂的；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欺诈也不好，不欺诈也不好，一天到晚，只是随机应变，以图侥幸获得主人的宠爱。这种情况就如无的放矢，射中的不算巧，不中的也不算拙，可以说是和人世外的另一天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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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第十三篇
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喜怒哀乐的心情一定会变质，而与其他的人间世界不同。
即使她们中间偶然产生出人头地的人，别人也不学习其出人头地的方法，只有羡慕之心，羡慕之极就发生嫉妒。因此成天忙着嫉妒同辈，怨恨主人，那里有工夫去考虑主人家的恩情？在她们之间，忠信节义不过是门面话，实际是席子上撒了油，没人看见的地方就弃置不擦拭，甚至在主人病到危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起平日互相嫉视的情形，而不去照顾主人的病。更进一步，由于怨尤嫉妒到了极点，就是毒害主人的传闻也并不少。如果将古来有关的这种大坏事加以统计，又如将诸侯府中发生的数目和一般社会中发生的数目相比较，一定是诸侯府中所发生的坏事多些，这是可以断言的。怨尤的为祸岂不是很可怕吗？
看了上述诸侯的侍女这个例子，就可以推知一般的社会情形。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是怨尤，而怨尤的根源是“穷”
，因此不可不广开言路，也不可妨害人的活动。试将英美各国的情况和日本的情况相比较，在人的社会关系这点上，如果有人问究竟是哪一方面摆脱了诸侯府中的那种情况，我们就会这样答复：今天日本的情况虽不能说是与幕藩时代完全一样，但如就两者之间的距离来说，则日本的情况是较近于幕藩时代，而英美诸国却是比较远的。
英美人并不是不贪吝骄奢，也并不是不粗野暴乱，而且也有欺诈行为，其风俗决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只是在暗藏怨尤之情这一方面，却和日本有不同之处。现在的有识者主张成立民选议会、要求出版自由，其得失姑置不论。
这种主张的动机，不外乎是这些有识者认为，不能使现代的日本国家象过去的诸侯府中那样，不能使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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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怨尤之害１８
的日本人民象过去诸侯的侍女，而欲变怨尤为积极行动，消灭嫉妒的心理，鼓励互相竞争的勇气，祸福毁誉全凭自己的力量来掌握，从而使全社会的人都认识自作自受的道理。
堵塞人民的言路，妨害人民的活动，乍听起来，好象只限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一种弊病。其实这种弊病不一定只在政府方面流行，在民间也有很大的流毒，所以仅有政治上的改革仍不能根除。兹就政府以外的情形再说几句，以附篇末。
本来人们都是喜好交际的，但因习惯关系，有时却反而厌恶交际。世间有孤僻成性的人，故意住在山村僻邑，躲避一切社会上的往来，这种人名为隐士。也有些人并不是真隐士，只是不愿和别人打交道，深居简出，力避尘俗，自鸣清高。试察这些人的本意，也不一定是因为嫌恶政府的措施而萌退志，只是意志薄弱消沉，没有接触事物的勇气，而又度量狭小不能容人。因为不能容人，也就不为人所容。人退一步，自己也退一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遂致视同异类，最后竟形成仇敌，互相怨尤，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一种大祸害了。
又在人们的交往中，还有并未见到对方的人，只看到对方所作的事，或由远方传闻对方的话，觉得与自己的意见稍有不合，就不但不发生同病相怜的感情，反而起了厌恶嫌忌的念头，而且多半是过分的。这也是天性和习惯使然。例如协商一件事情，靠传言和通信多不能解决问题，而一经面谈往往就圆满解决。又如经常传闻某人有什么说法，但当面一谈，却知完全不是那样。
盖因人类至情中存有宽恕的心理，既能宽恕，即能互通情谊，怨尤妒嫉的念头就会顿然消失。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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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第十四篇
今有不少暗杀的事例，我常常说：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使暗杀者和被杀的人共处几天，彼此毫不隐讳地吐诉真情，则无论怎样深的仇敌，不仅会互相和好，而且可能结成至好的朋友。
由此可见，堵塞言路与妨碍活动不只是政府的弊病，还普遍流行于全国人民之间，虽学者亦或难免。这说明若不接触事物，人一生的蓬勃朝气就难于发生。
故言论应听其自由，活动应听其自由，富贵贫贱也只能听凭本人自行获取，不容许他人加以妨碍。
第十四篇
内心的检查
尝见人们处世，往往无意识地干了坏事，或者无意识地干了蠢事，还有的意外地遭到失败。无论怎样坏的人，都未必一生专想干坏事，但在处事接物之时，偶然产生恶念，虽明知其不可，但仍自圆其说，勉强自慰。或者当时并不认为是坏事，不仅丝毫无愧于心，而且一心一意相信是好事。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反而引起他的愤恨，经过相当年月反省之后，才知自己行为失当，感到惭愧。
人性虽有智愚强弱的不同，但不会有人认为人智不如禽兽。须知世间有种种不同的事业，必须加以分辨，选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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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检查３８
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不过有很多人在进行工作当中，往往无意中发生错失，致违初衷，而被世人耻笑，自己也感到后悔。
侧观世间有志建功立业而谋划失误的人，不禁捧腹窃笑其愚。
但是谋划的人不一定是那样愚蠢，如经充分查明真象，即可知其并非全无道理。只因世事变化迅速，不易前知，所以虽属明智之人，也多意外地干了不明智的事。
又人们的计划经常是很大的，很难正确估计事业的大小难易和时日的长短。富兰克林说过：“就是充分考虑过的事，一旦付诸实施，还是会感觉考虑不够的。”这真是至理明言。
例如吩咐木工盖房和向裁缝定做衣服，十之八九总是误期的。
这并非木工裁缝故意不守信用，而是他们起先没有把工作和时间精确算妥，以至无心违约。世人往往责备违约的木工裁缝，也不是毫无理由，木工裁缝亦常表歉意。这些顾客似乎很明白事理，但是他们自己所保证的工作，是否能够按照期限完成不误呢？再如来自乡间的书生，立志历尝艰苦，期于三年之内完成学业，但究竟能否圆满达成其志愿呢？又如自负才高的人，搜求渴望已久的原版著作，期于三个月内把它读完，届时果能如愿办到吗？还有些有志之士，一再上书政府，力言他们如果参加政府就要如何如何，保证半年以内可以改变政府的面貌。
可是等到他达到参与政事的志愿以后，也未必能全符初衷。
另外又可能有个贫穷的书生会说：“我若有黄金万两，一定立刻在日本广设学校，决不让一人失学。”但如遇到良好机会，做了三井、鸿池①的养子，却又不一定能够
①日本财阀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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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第十四篇
实践其言了。这类梦想，不胜枚举，都是由于未能精确计算事业的难易和时间的长短，即估计时日过宽，而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之过。
又如听听社会上计划兴办事业的人的话，即可知在一生或十年之内完成事业的最多，在三年或一年之内完成事业的较少，在一月之内或者计划后即刻实行的则更少。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谁确已完成十年前所订立的计划。他们谈到那样漫长久远的将来，好象计划得非常远大周密，但是期限逐渐迫近，竟有到了期限当天还不能详述其计划的。此种不妥当的事情，就是由于订立计划的时候未能精确计算时间的长短所致。
如上所述，在人一生之中，往往在道义的事情上意外地作了坏事，或在聪慧的事情上无意中作了蠢事，在事业上也可能遭到意外的失败。对于这种不如意的事情，固然有种种防止方法，但其中一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即对于事业的成败得失，应经常在胸中妥为盘算，拿经商的话来说，就是盘货结算。
大凡经营商业，没有最初就打算亏本的。商人首先要顾到自己的才能和本钱，并洞察商情，才开始营业。以后随着商情的变化，或者如愿以偿，或者大失所望。又可能这批进货亏本，那批销售赚钱，在年终或月终结帐时，也会发现或者按预料的情况顺利进展，或则相差甚大；又或在买卖繁忙时认为经营这种商品有利可图，及至看到盘货结帐后所作出的损益对照表，才知与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