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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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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会场的气氛感染情绪,导致人们一边倒的情况发生!曾希圣很可能就遭遇到了会上的这样一种情绪。刘少奇呢,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3)


  那么,曾希圣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到底为什么被调离安徽呢?从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中央似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或者很正式的说法。因为刘少奇的讲话,看上去似乎讲得比较散,没有系统地列出曾希圣的错误一二三条,讲得比较笼统。这里,大致可以归纳出主要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曾希圣有毛病,而且很严重。具体说来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脾气很坏。刘少奇形象地讲: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曾希圣同志就是这个缺点,和三个臭皮匠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是别人做老鼠他做猫,这是非正常的党内关系,也是非组织关系。
  还有,曾希圣的作风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切要依他的办,不管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从这一点讲,有独立王国性质。但有某种程度的不自觉。
  刘少奇还说: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些毛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作为安徽这样一个大省,这样一个大的党,第一书记是个主要负责人,有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就在这里。说曾希圣同志有一个派别他不好接受,那么,我就说,曾希圣同志是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党,改造安徽的社会。我们党,现在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面貌,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改造我们的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党。我看问题性质是不是这样一个性质。他的面貌有好的方面,就是要革命,但是有很多缺点。他改造党的方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方法,无产阶级改造社会,要团结社会上90%以上的人,曾希圣采取的方法是团结少数,压制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看他的眼色办事,看他的语气办事,看他的态度办事。不是实事求是的,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
  刘少奇在推荐李葆华的时候特别谈到:李葆华同志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大,那么厉害,这个人比较和气,好和他讲话,不打击报复人,不会做假报告,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和他讲,这个人有民主作风,好处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是,安徽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曾希圣有点不太服气,他认为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问题。安徽同别的省比,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
  对此,刘少奇说:那也是,别的省就没有发生问题呀?也发生了,都死人了,高指标都有,瞎指挥都有。问题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有严重的,有次严重的,有不那么严重的,还有比较好的,没有死人的。全国比较起来讲,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这5个省是最严重的。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委有没有向中央报告?刘少奇找到两份安徽的报告,但他认为是不真实的。所以使刘少奇最为恼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盖子。他说:一直到我参加你们的会,还是吞吞吐吐,不肯揭盖子。别的省老早揭了盖子,所以工作就转变早一些,经验教训也好一些。这是安徽跟其他省不一样的。
  刘少奇还讲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安徽的问题,中央早有察觉,1961年春在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从安徽调查回京就知道了,但是,中央一直等着安徽自己来揭。刘少奇本人为此事也同曾希圣谈过,暗示他自己把盖子揭开,实事求是地把严重问题倒出来,但是一直到安徽有人给中央写信,曾希圣还没有主动检讨。
  对于安徽的死人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他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刘少奇最露真情的话。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当然,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①,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②
  曾希圣被免职之后,无疑是很痛苦的。本来没有免除他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曾经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闲得无事可做,他会想些什么呢?对安徽死了那么多人,他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最近出版的一部有关曾希圣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说,他曾表示“非常抱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安徽人民,对不起安徽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心里十分沉痛”。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当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速度,曾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上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4)


  如前所述,在大会出气阶段,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林彪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各省活动,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是一个不大的省份。尽管如此,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也达166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南安人,华侨家庭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他留在闽东坚持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官至兵团司令。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职务由省委副书记升到第二书记,再到省长、第一书记。参加七千人大会时,他48岁,正逢壮年。1958年,毛泽东为炮击金门曾把叶飞召到北戴河,面授机宜,并嘱叶飞与彭德怀一起指挥金门炮战。叶飞只是一个上将、福州军区政委,彭德怀乃是元帅、国防部长,他怎敢和彭德怀一起发号施令,为难的不得了。后来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①,才使这一尴尬局面得以摆脱。可以想见,毛泽东对叶飞十分信任。
  但这次大会,安排周恩来到福建组,叶飞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同其他省份比,福建虽然不是重灾省,但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尤其闽西情况比较严重。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60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公共食堂竟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②1960年4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进入闽西,发现“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心情很是沉重”。③1961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④真乃凄凉一片。当时的福建副省长梁灵光后来证实:“广大群众因营养不良普遍患了浮肿病,闽西地区非正常死亡比较严重。”在政治方面,几年来福建在反“右倾”、反死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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