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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困难呢？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已经讲了不少，周恩来在讲话中，更加具体地一一罗列出来。他说：
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的以至停工状态，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最近两年财政都有赤字……
周恩来强调，目前供应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
因为粮食连年减产，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几年各省市几乎天天向中央告急。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谈到粮食情况说：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这恐怕是建国以来，最让中央领导人心焦的事情了。倘若几个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而粮店则没有粮食可卖！将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
周恩来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给各省市打电话，有时亲自前往，慢声细语，请求地方发扬风格支援中央；急了，也得声色俱厉地陈明利害关系；有时候，他还得用诙谐的态度，想办法“钓”出粮食。
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江西，江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饭。省长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周恩来端起酒杯，却提出一个条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顿感为难起来。周恩来说：我有调查。江西老俵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①一杯酒，值一亿斤粮食。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贵的一杯酒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用尽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腾挪周转，一国总理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的雅号。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受粮食的困扰实在太大了。除了粮食，还是粮食，其他国家大事，几乎无暇顾及。那么多人因缺粮少吃而得了脬肿病，还有不少人被饿死，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党的各级干部，又如何能够心安？中国是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基本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建设问题又从何谈起。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在大会上，周恩来强调了又强调的，就是粮食，想尽办法克服粮食危机。
当时中国严重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向社会透露一丝一毫，报纸上一个字的报道也没有，国外对此也只能猜测—中国已经发生粮食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给这些地方官员们交了实底，算了细账。他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36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400多斤原粮。196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3）
粮食在大量减少，而同粮食成反比的是：这几年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3000多万人，粮食销量增加100亿斤左右。尽管1961年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要养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差100亿斤左右的粮食没有着落。
与会者听到这里，个个屏声息气。过去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大区的情况，现在听到的是全国的情况。看来全国形势真的不容乐观。只听周恩来继续谈到，如何解决粮食困难呢？
第一， 能不能向农民再多征购一些？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征购比重很高了，……如果征购过头，势必增加今后农业恢复的困难，延长农业恢复的时间。可是，为了保证国家最低的需要，上面说的征购数字也不能再减少。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再减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乡。
第二， 能不能再降低城市的供应标准，我看也不能。目前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降低了，如果再降低，就很难维持下去。
第三， 能不能再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我们进口了500万吨粮食，已经很吃力。今年准备进口400万吨，粮食的来源和外汇都还没有完全落实。
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到底什么是解决困难的主要办法呢？周恩来说：“还是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具体地说，周恩来提出了八项办法：
第一， 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
第三， 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
第四，缩短基本建设计划，坚决“下马”。
第五，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资。
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第七，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第八，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
周恩来强调：
抓紧以上的八项工作，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克服困难，实现以调整为中心的1962年的任务，也才能为实现十年奋斗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这扭转局面的八项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拘谨，力度不大，没有放开搞活。但在当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制约着人们思想的时候，也只能这样来做。值得指出的是，八项工作，其中六项都是硬碰硬的具体措施，没有谈到要反对什么利用职权，为己谋利的问题。有人说，那八项中不是有反对走“后门”一条吗？其实，这个走“后门”，主要是指有些省企图通过关系请中央多拨款，打乱中央财政平衡的情况。可见当时，即使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干部的作风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的报告，一方面使大家认清了当前形势，实实在在地了解了全国粮食的底细与中央的困难，一方面又使人们明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可操作性比较强。会后，上述八项工作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周恩来在讲话即将结束时，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了希望。他说：
同志们，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最后提出，我们要进行建设，也要有像毛主席的七大时期所提倡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既要鼓足干劲，又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好。
周恩来讲完之后，大会表决通过了有关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最后，毛泽东说：这个会议就闭幕了。但是，明天还要留一天，以便各省还有些问题谈一谈。明天要开一次小型会议，有省一级的同志参加。明天过了，后天就都回家，回你们那个家。
毛泽东最后说：“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1）
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中共第五号人物，自然也是中共中央七大常委之一。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①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②
其实，毛泽东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为什么呢？
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之初，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经济只能是零分。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且断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了驯服这匹“脱缰的野马”，陈云被派往上海坐镇，同上海的投机商斗法，很短的时间内，便大获全胜，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没想到陈云竟有这样“回天”的本领，为陈云写了一个“能”字，并高度评价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范围的经济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于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陈云不肯讲话。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实际情况是：陈云对工业已经调查清楚了。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工业和农业，实地调查了河南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及矿山机械厂、柴油机厂等。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情况。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因此，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钢铁问题，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调查采掘情况。在七大常委中，真正下矿井进行深入调查的，恐怕不多，但陈云去了，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1961年6、7月间，陈云又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做农村调查，亲自开座谈会，亲自到农家走访，亲自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他蹲在这个调查点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陈云不论对工业，还是对农村，都作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着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陈云对毛泽东讲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讲话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对毛泽东讲，在大会上讲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太和说，他当时不在陈云身边，正在外地做调查工作，这个问题他当时不清楚，事后也没有问过陈云同志。
真是太遗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陈云身边，一定有其他的秘书知道情况。但周太和说，其他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