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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达尔文，但他的理论仍有商榷的余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的大原则没有错。问题是谁去“竞”？谁来“择”？何谓“适”？达尔文强调生物个体是选择单位的说法，已经在进化论者内部引发热烈的争论。有人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以上；也有人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以下。第一种意见支持选择单位是“类群”，而不是个体。后一种意见认为：基因才是选择的单位，而生物个体只不过是基因的“仓库”。是谁挥舞着“进化”的魔术棒？是一群人，还是基因？
我认为这些争论毫无意义，它们其实是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并达致平衡的因素。这种概念无法准确描述，但每个人都心中清楚，我将之命名为：进化道路中的“混沌理念”。
达尔文的“天择论”正面反击了“神创论”，开启了异彩纷呈的“进化学说史”。基督教传言，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无须考辨是否属实，但晚年的达尔文确确实实陷入了困惑——他无法自圆其说，将“达尔文主义”融会贯通。
然而，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并不迷信由自己首创的学说。《物种起源》是“进化论”的核心著作。达尔文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因此，《物种起源》与本文《人类起源·波澜壮阔纵横论》同样属于“一部长篇争辩”，同样是划时代的巨著。（本文另一伟大之处，是培养读者的幽默感。）
我们必须正面去解读达尔文，他其实相当成功地诠释了生命进化的大趋势，至于在人类起源方面遇到的困惑，即使在分子人类学鼎盛的现代，科学家仍未能充分论证任何一个学说，包括非洲单一起源论，包括线粒体夏娃与Y染色体亚当。达尔文的自我否定，体现其伟大的人格。他提出了针对“进化论”的三点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的时代，普遍迷信“融合遗传”：父方和母方的性状融合在一起遗传给子代。后世遗传学家随即反驳：这是很明显的谬误，白人和黑人结婚，所生子女的肤色总是非黑即白；特例是某个热衷于与多位异性偷欢的女子，生下的双胞胎一黑一白，原来婴儿分属不同父亲。
达尔文虽然从动植物研究与培养当中，得知优良的性状能够被保留，但该论点在人类身上就存在疑问。例如一个白种人到非洲黑人的土著部落结婚生子，几代之后，他的后裔就会完全“堕落”，成为标准的土著。《物种起源》宛如一部将人类排除在外的著作。后期达尔文被迫做出让步，承认“用进废退”这样的见解是成立的，可以用来补充“自然选择”学说。
在达尔文逝世前后，生物学界普遍接受“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而怀疑“自然选择”学说。有位仁兄名叫孟德尔，他认为：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优良的基因不会消失，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这个理论纵然牵强，但被后世视为达尔文理论的补充，称之为“伟大的融合”。
今天我们观摩上述的理论，特别是“双胞胎一黑一白”的个案，可能觉得先贤的观点“幼稚”。然而，这仅仅是视界不同，我们也无法肯定现代的“遗传理论”正确并毫无偏差。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并未解决“双胞胎一黑一白”的疑问，仅仅是将这个问题模糊化。事实上，可以认为“白色皮肤”是优良性状，也同样可以认为“黑色”才是标准颜色。
究竟有没有标准？科学家热衷于“标准化”，欣赏“按部就班”的思维。然而传统进化论，或者可以对付低等生物，至于人类——这万物之灵、地球主宰，也就是我们自己，则通常发现是无法解释。人类有特立独行的进化倾向，偏偏不遵照科学家设想下的条条框框行事。或许正是这些无奈，使达尔文晚年宁愿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
事实上，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学说，结合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同样可以演变成“伟大的融合”，由于功利所致，近代科学家几乎都出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这种“惟我独尊”的思想，不象科学，而类似宗教。
“宗教式科学”与“反叛式科学”是两个极端，但两者均不理智，而且对科学本身的贡献最少，效率最低。如果我们不能保持适当的“信任与信仰”，则无法继往开来；如果不保持一定的“质疑与反对”，则成为固步自封。
“质疑”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假如将“反对者成果”，变成自己的包袱，也等于进入了另一种恶性循环，从此对自己的理论观点，也会“誓死捍卫”，这与“宗教式科学”毫无区别。
必须承认，幽默感是一种润滑剂，当我们迷惑处，当我们困惑时，我们需要一种“助燃剂”来提供动力。穿梭本文的针对“科普型童话”的取笑，并不是对“教科书编篆者”有所不敬；对于“生物分类学”的调侃，也绝非漠视分类学家的艰辛。不过，我始终认为：假如不能提供“正解”，也请你给我提供乐趣。科学，原本就需要稚子童心。
回过头再度审视《物种起源》，在研究之初，达尔文的切入点是“人工选择”。有史以来，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创造了大量的驯化动物，例如将狼或狐狸培养成千奇百怪的狗——这里的“狐狸”泛指犬科中除狼外的其它动物。该项“造狗工程”的实施，“人工选择”起到重要作用。这犹如进化过程的“揠苗助长”，威力庞大无伦。
达尔文搜集了一百五十种鸽子（研究之余还可以研究一下红烧乳鸽），发现它们之间虽差异甚大，但都起源于一种“鸽祖”，即野生的岩鸽；同时他还研究家鸡（鸽子吃多了也会腻），发现虽然鸡的品种繁多，但都来源于共同的“鸡祖”，即野生的原鸡。
那么，各式各样的品种又是如何形成？原来那是因为人类的喜好，为宠物们选择了“变异轨迹”。不喜欢的，就剥夺其交配权，最终通过遗传以及变异累积，形成了定向发展，培养出形态各异的宠物。
达尔文成功定义了“人工选择”学说，同时它也严重妨碍了我们的思维。千奇百怪的狗，谁能分辨得出它们的祖先是狼或狐狸？“人工选择”可以变异得飞快，依此推断：猿人始祖用三百万年进化成现代人，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时间也是充裕的。恩格思等先贤就认为：自然进化就象“人工选择”一样简单，完全忽视所谓“人工选择”，其实是拥有一个具备无上权威的外力，如同“上帝之手”。而在现实里，没有“上帝”为人类的演变指明方向。
其实无须三百万年，只要三万年即可。三万年猿人就可以灭绝一次，三百万年足够灭绝一百次。由于现代人已经存在，人类起源这一探索，是用“客观事实”去追溯过程，所以我们无须过度紧张——即使推演的“过程”是虚无的，但现代人已存在的这个“真实”不会被推翻。
三百万年的“变身”时间是否存在？或许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估算，完全是一个被夸大的数字。结合当世的考古成果，并参祥众多客观证据，可以得出：现代人，这是一种瞬息之间，一跃而上成为万物主宰的动物，是超越了自然规律的个体。时至今日，主流论调的解说，几乎已成为“宗教式理论”，且让我们凭借一颗稚子童心，穿梭古今，纵横驰骋，对“传统”进行一次绝不留情面的颠覆。
第七章、迷途不返的一双耳朵
自从在“眼睛”一篇中，将猫头鹰和人类划入“猫头鹰总纲”之后，遭到动物界的竞相抨击。反应最激烈的是体形庞大的哺乳类——大象。它们认为：象类与人类在“进化树”拥有类似地位，均属最成功的“横枝”，两只耳朵也是分居头部两侧；耳朵既然在感官位次中高于眼睛，应以耳朵为分类基准；但凡那些耳朵竖在头顶上的虎、狼、羊、鹿等，应属于“竖耳朵总目”；而大象与人类，耳朵一左一右，应该属于“分耳朵总目”；至于猿猴等种类，耳朵在“竖”与“分”之间，可在哺乳纲内另设一总目给予安置。
人类苦笑之余，对“象耳”仔细审视，发现它大如葵扇，左右分置，兼顾着平衡庞大躯体的妙用。与“象耳”相对的是“马耳”，骏马的耳朵尖小挺立如“削竹”。葵扇与削竹，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耳朵是“感知危险”的第一器官，骏马无时无刻需警戒四周的天敌，通过耳廓转动感知声波来源；而在自然环境里，大象是“金字塔尖”生物，它完全没有天敌，它所关注的仅是同类之间的远程联络——这是它们耳朵的差异化根源。那么人类呢？人类始祖在进化历程中已无畏虎豹豺狼？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我们的耳朵宛如一道典型的“反构造”谜题。
众所周知，人类属于灵长目。从此但凡提到灵长目，很多人会产生错觉，认为这是一类最高等的生物。但事实并非如此。灵长目是真兽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类群，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真兽类诞生后的最早分支，而灵长目并非高度特化的类型，保留较多的一般性的真兽特征。灵长目在进化树的“品阶”，与兔子类似，远远落后于大象。
假定进化系统是一棵树，最高级的无疑是树干顶端的枝叶，但人类就象是从树身中段斜斜杀出的一条横枝，突然间越长越快，抛离了大象，甚至超越了树顶，成为万物主宰。
传统观念认为：地球上“进化树”的主干，包括了食肉类和有蹄类——虎、狼、羊、鹿等等，它们霸占了山脉、草原、荒漠等地球大部分地区。灵长目的祖先避其锋芒，选择了离地十尺的树栖生活，千辛万苦寻觅到这处空间继续进化。早期的猴类非常谨慎地踏足这个世界，由于天生视力不占优势，所以它们强化耳朵和听力，力求在黄昏和黑夜里均保持高度灵敏；其后为了捕捉飞蛾等昆虫，它们的耳朵进一步演变，能够接收超声波，成为高等动物里数一数二的群体。“聪明”二字，至少占据了一个“聪”字。
何谓超声波？那是指“超过人耳接收声波频段的声音”。超声波与次声波，顾名思义，这两种声波对现代人的耳朵均属奢侈品，我们无福消受。参看各种典籍，对于人类耳朵功能简介基本雷同：现代人的听觉范围有限，频率20～20000赫兹，这个范围比许多动物都要狭窄，人耳敏感度也显得平庸。我们的耳朵为什么要选择退步？难道在进化历程中，人类始祖突然不惧环伺的天敌，反而将最重要的感知能力削弱了？
“视死如归”背离了进化精神。在时刻准备逃命的环境里，耳朵当然比眼睛重要，听力覆盖的范围无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