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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玛雅人留下的文字、数算、历法、建筑、天文等成就我们现在称之为灿烂文明、早熟智慧；而对于他们留下的释梦、释兆、释生死、释运命的说法、做法，我们是以文化手段、甚至冠之以迷信来介绍的。当我们在用我们的真理标准、真知标准去衡量一个过往民族对生活、对自然的思考和解释时，焉知这些标准、甚至把握这些标准的我们有多少真智慧？
通神者说神玛雅文献的研究史上有两本奇书。一本是《基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The Popol Vuh Of the Quiche Maya），另一本是《契兰·巴兰》丛书（Chilan Balam）。
第一奇，奇在玛雅文献的湮没不闻。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玛雅之后，不仅在军事上与玛雅人的反抗展开较量；并且在文化上，两个民族也发生了冲突。西班牙人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与玛雅祭司集团所代表的信仰格格不入。结果，西班牙军队的随军主教迪那戈·德·兰达，竟然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1562年他下令将所有玛雅书籍付之一炬，并将玛雅祭司全部处以火刑。玛雅祭司集团全权掌管着用象形文字记录的玛雅历史、文化知识，他们是玛稚社会的知识阶层。兰达这么一烧，致使玛雅历史文献只剩下四本幸存的手稿，同时，有能力识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祭司全部遭到杀害，致使那些幸存的真迹成为天书，至今无法破译。有志于研究玛雅历史文化的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西班牙人留下的文献中捕捉玛雅的影子，甚至于那个下令毁灭玛雅文献的兰达主教，居然也成了玛雅史料的主要见证人之一。
西班牙人毁灭玛雅文化的做法如此决绝，主要原因（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认为玛雅人的神祇、文字太像魔鬼所为。也许潜意识里也暗自惊异于他们完善的知识体系，虽然异于西班牙人熟知的常理，却也是匪夷所思，奇特而高度发达。这使他们心底发怵，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威胁。
可惜，玛雅社会的严格分工使普通百姓完全无法接近这些文字。西班牙人处死了占玛雅人口一小部分的祭司，就相当于在中国把所有的儒生包括识字的一切人全都处死了。于是，虽然玛雅人一直守着自己的语言、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直到今天；然而却没有人能看懂自己民族的文字、自己祖先留下的史书。那幸存下来的四本文献分别收藏于欧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只能作为一种古董供人观赏。
出于这上独特的原因，其他文献的价值都被逐次抬高了。其中被认为最有价值、最接近玛雅文化原型的，就是本节开首所提的那两本书。
第二奇，奇在这两本文献资料的玛－西结合。今天能够读懂的玛雅研究文献全部出自当年的西班牙统治者之手。兰达主教本人就写下了许多玛雅见闻。当然，这类记录必定会有许多歪曲和臆断，但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也成为最常引用、最有权威的资料来源之一。这实在是玛雅的悲哀。
《基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是1688年由编年史家弗郎西斯科·希门尼斯译成西班牙文的，基本保留了原文本的内容。相比较那些由西班牙人撰写的《尤卡坦编年史》、《玛雅人编年史》之类，参考价值更高些。当然，后者成书于征服时期开始后不久，并且还可以同有关文物、口传文化相互参证，也是玛雅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和《波波尔·乌》一书相比，参考价值的位次还要略往后排。
《契兰·巴兰》丛书的产生较富戏剧性。它起源干西班牙传教士的传教目的，最后却变成保存玛雅文化的重要工具。真是歪打正着。西班牙人入侵、征服的尘埃刚刚落定，天主教传教上们就尝试让玛雅人接受西班牙语。他们想用西班牙文本教玛雅人认字，让玛雅人口说自己的语言，但记录书写时完全采用西班牙文字系统。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最终促进玛雅人向天主教皈依，让他们慢慢摆脱魔鬼的异教以及附属于那种异教的一切。
当他们开始实施这一做法时，还有一个因素增进了他们的信心。西班牙人发现，用西班牙语记录玛雅语言，在音系上只须添加极少的音素。确切他说，只需在西班牙语音体系中加上两个音素，一个是葡萄牙语中的调，发音如同汉语的“西”；另一个采用创造的符号つ来表示，发音如同汉语中的“兹”，现在这个古怪的符号被dz取代。加上这两个音，西班牙语的字母表就完全可以为玛雅语记音了。西班牙人的这种文字改革很像给象形文字引进表音的拼音系统。所不同的是，他们将玛雅人的文字系统毁掉，把自己的字母拼写系统强加于人。实在是强盗相。
所以，玛雅人在无奈中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那些原来希望被用来为天主教张扬教义的西班牙字母，现在被用以记录玛雅人的历史和文化。玛雅人真的将它们变成自己语言的新的记音符号系统，用它记录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契兰·巴兰》丛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套丛书是由许多村庄各自的史书组成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用欧洲人的纸张、西班牙文的字母，写玛雅人的语言，记玛雅人的历史和文化。
玛雅自己的文献已经没有人能看懂；现有的玛雅文献全都是用西班牙字母写的。然而，最奇的还是玛雅文献中留下的内容。所谓Chilan Balam，直译是预言家、美洲豹。预言家指玛雅祭司集团中的一种，他们能经常与神沟通，将神的启示或谕告传达给人们；他们还能占卜，预言未来的天上人间之事。美洲豹是玛雅神的化身，它象征着神藏的神秘的东西。整个书名可以意译为通神者说神，讲解各种神秘的知识。它可能是那些幸存的掌握文化历史的玛雅人，向他的同胞讲述自己民族古老的知识。以前这些知识是贵族和祭司阶层的专利，千百年来都是用象形文字记录在图谱上的。现在，说书人未变，但改成了西班牙语记音，内容也大致地保留下来。
《契兰·巴兰》丛书有许多本，每本都是写某一个村镇。比如，《马尼的契兰·巴兰》（The Book of Chilan Balam ofMani），就是在马尼村写成的。现在知道的有十一、二本《契兰·巴兰》的片断，最重要的几本分别是马尼（Mani）、提兹明（Tizimin）、除马那尔（Chumayel）、卡乌阿（Kaua）、伊西尔（Ixil）、涂斯伊克（Tusik）等。
这些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预言、神话、祈祷，有首领的考试、仪式，有天文学资料、咒语、歌曲，还有时事记录（比如，处决、流行病等），最重要的是，还有对玛雅古代历史的编年概述。文体、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由于它们毕竟是西班牙征服之后的产物，而且经过了语言上的转记，所以，将这些混杂文集中的所有记录都当作玛雅文献的原件，是过于草率的。但是，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其中的编年史记载，认为这是对一些图原件内容的抄录，而那些原件已经失传。至于其他内容很可能是抄录、回忆和口传文化的综合产物。
《波波尔·乌》是以西班牙史家的眼光编译成的，因此，它不仅记载了书中原有的许多玛雅神话和史诗，而且也多少反映了外来文化人对玛雅文化古迹的观察心得。从形式上讲更为规范有序，从内容上讲也更加连贯易懂。
总之，这两本意外地成为玛雅文献核心的奇书，成为学者们参考最多的资料。
这两本书，虽然有这样那样毫不搭界的特点，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具有一种共性。一本是圣书，另一本是占卜者的预言。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入侵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当年由玛雅人中的通神者秘密记录、讲授的东西，在外族入侵者强权蛮力的逼迫下，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者公开的秘密。当年在玛雅人心目中神圣超凡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者眼中，正好是解开玛雅文化之谜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历史由这么多偶然事件组成，重新发展一次，也未必是现在的格局。当年的通神者精心构建、维护起玛雅的“神”，今天的研究者费尽心机要去抓往玛雅文化的魂。这些文化的制谜者和解迷者，谁能预说这些历史的偶然？
国旗上的克沙尔鸟危地马拉的国旗上绘有一只振翅欲飞的克沙尔鸟，国家发行的纸币上也有它的图案，甚至市值单位就叫克沙尔。
克沙尔鸟是中南美的特产，与玛雅人有着不解、缘。这种鸟非常美丽，它长着彩色的羽毛，胸脯洁白如雪，最可爱的是那蓝绿相间、高雅华贵的长长尾翎。古代玛雅贵族和祭司就用这美丽的尾翎作装饰，它成为这些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高贵品质的象征，成为他们高贵形象的一部分。
克沙尔鸟生性刚烈，宁可死去，也不愿被囚在笼中。它的这一性格，成为玛雅人热爱自己的文明，反抗殖民压迫的象征。伟大的古巴革命家兼诗人何塞·马蒂在危地马拉漫游时，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克沙尔鸟之至美，乃是它决不屈从任何人。”这并非无惑而发，原来还有一段英勇悲壮、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1523年末，西班牙殖民强盗埃尔南多·科尔特斯派他手下上尉军官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征服玛雅人。他带领由骑兵、步兵、炮兵组成的殖民军耀武扬威地向玛雅人居住的地区进发，不料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
克沙尔鸟意象除了表面这层坚贞不屈，它还有什么深层的意味吗？换言之，我们应怎样通过它来透视玛雅文化心理呢？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数百年前那血与火的战场。在传说与神话的虚光里，原来英勇悲壮同时也是不忍正视、不堪回首的耻辱。阿尔瓦拉多上尉属下只有120名骑兵、300名步兵，战马173匹，大炮4门，另外还有一些已归顺的持拉斯卡拉和乔卢拉人。与之对阵的是7万玛雅大军，这真是众寡悬殊的对比。然而，玛雅人却遭到惨败。神话般的英勇不屈意象的背后，却是屈辱地被征服的事实。
玛雅大军首先在第一回合就败给西班牙人的军事计谋，他们被诱骗到平原开阔地带，这是便于骑兵驰骋、火器施展的有利地形。阿尔瓦拉多把弱变成了强，玛雅人却把强变成了弱。他们的文明没有给他们以近代军事武器的知识，却给了他们神灵崇拜的观念。他们没见过火炮，甚至对骡马也一无所知。炮火轰鸣自然地被看成天神施威，骑兵也被当成半人半马的天兵天将。按理说1523年时的所谓军事优势也真有限得很，西班牙人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