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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我朗诵了一首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根据考试规定，一个考生只能朗诵5分钟，人家跟我说你朗诵这首诗没人敢打断你，结果我朗诵了整整15分钟，果然监考老师没一个人喊停。
读书看片谈恋爱
在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是大量的阅读。这种阅读既包括阅读电影更包括读书。我当时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历史书籍，尤其是世界史部分。看书第二多的就是现代文学，我现在还留有当初买到的那套很早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著，可真是宝贝一样珍藏着。
当时特别厌恶一切艺术中的虚假，厌恶得很，而最贴近生活反映真实的片子我们就很喜欢。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后来还有法国新浪潮。黑泽明的影片给我很大震动，《罗生门》让我思考个人化心理电影的拍摄方法，还有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四百击》等，记得当时我们做很详细的读片笔记，这些影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也的确影响很大。
曾念平当时在电影学院比我们都高一届，但比壮壮、凯歌他们都小一些，比我大一岁。那时他已毕业留校任教了，我们这班人拍毕业作品时，曾念平是摄影指导教师。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好起来的，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是想嫁给他，我们既可以是事业上的伙伴，又可以是生活里的伙伴。
好像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到了开始小组拍毕业作品时，田壮壮带了一大帮人拍《小院》，潘渊亮他们拍的是《我们的田野》，夏刚他们组是《我们还年轻》……当时是整个78班各个系弄散了组合成摄制小组。还有另外一批同学是到电影制片厂跟着正在拍摄的片子做导演助理，凯歌当时跟儿影王君正导演拍《应声阿哥》，我、彭小莲参加青年电影制片厂韩小磊导演的影片《见习律师》，韩小磊导演也是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时的考官之一，我印象特别深。拍作业有拍作业的好处，跟剧组也有跟剧组的好处。
毕业分配也有很多波折，因为我进校之前是军人嘛，算是南京军区的兵，退伍转业复员到北京，我的户口所在地是北京。这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军人应该是要分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但因为已复员就不知道该去哪了，后来档案就转到高校，重新分配后，到了北影厂。
记得当时还有一插曲，广西厂当时来电影学院要人时，导演系没有人，摄影那边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已确定要去，他们要找导演系的同学，否则组不成一个摄制组，他们还鼓动过我。我当时热血沸腾都想去了，最后没有去，结果导演系去的是老大哥张军钊。
1982年的时候，我和夏刚给老前辈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做副导演，记得当时做字幕的时候上面不让上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好像还不够资格，结果谢老特别好，特意去申请给我们的名字上字幕，最终写的是“见习副导演”。当时主要负责剧务方面，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现场反映问题，以及学习导演处理事情的方法，那时好像忽然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夏钢
新时期都市情感电影代表导演
曾有媒体说，夏钢的电影长篇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也许这句话更多的是在形容王朔原作的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拍摄了《大撒把》、《无人喝彩》、《遭遇激情》等都市情感题材影片的夏钢在当时的电影观众中建立了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声誉。
夏钢：就是要把爱情作主题
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摄影机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是我的第一选择。不过当时父母是反对的，他们俩都是文艺工作者，不太愿意一家人都做同样的事。“文革”时期我当了8年的修路工人，恢复高考之后，我自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去做。
那时库存的片子和电影的资料很少，主要是老电影和前苏联的片子。很多老师都有参与老电影拍摄的经历，他们在讲课时更多的是一种回忆。新的电影会从大使馆那儿借过来，老师也基本上同我们一起看，本着共同学习的态度来授课。给我影响最大的电影是《党同伐异》。当时电影的拷贝不全，影片并不完整，但是影片的思想内涵和拍摄观念都令我耳目一新，这是我第一部仔细研究的电影。再到后来看安东尼奥尼等大师的片子，逐渐辨别出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不太喜欢好莱坞的类型片，因为对类型片的研究应该针对市场，而非电影本身。
当时的实践机会少得可怜。虽然老师会不断地布置作业，但是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摄影机，三年级以上的导演系和摄影系的学生才有机会共同拍16mm的作业，想参加剧组也要自己去联系。
不服从分配，不愿去潇湘厂
我的毕业作品是讲述年轻人情感生活的短片《我们还年轻》。我们凑了五万元的拍摄经费，剧组成员自然都是本校同学，35mm的摄影机和胶片是学校提供的，不过制片也是学校派来的。这部短片一共拍了两个星期，效果还不错，当年作为首次带到国外的学生作品，参加了第12届世界大学生电影节的作品竞赛，是5部获得提名的作品之一。
电影学院有个传统，学生会主席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单位，同时还有个文件，在北京带工资的学生工作单位应该分配在北京。这两条我都符合。当时学校电影界的子弟比较多，学校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他们想把我分配到潇湘厂工作，但是找我谈话时也很为难。老师对我说，潇湘厂虽然是个小厂，但是机会比较多，这次分配过去的学生也不少，学校希望能有个带队的，因为我成绩好、能力强，所以想让我去做这个头儿。我能理解老师的难处，但是我对老师说不行。后来几经努力，终于让我把关系落在北京市政工程局，当时正好有机会到谢铁骊的剧组去工作，所以就以借调的名义把我安排到北影厂工作。
首次独立执导拍摄王朔小说
毕业后参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包氏父子》，我做的是副导演和场记的工作。当时影片中上工作人员字幕的时候，因为我是新手，别人不同意打上我的名字，但是谢导说，人家工作了为什么不能上？这才将我的名字打上，不过后面加上了括号“见习”。
我首次独立执导影片比别人都要晚一些，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行，应该会有好的机会留给我。当时有人找我拍《黄天霸》的续集，拍摄资金180万，但是我拒绝了。我认为第一部作品要拍就要拍我喜欢的，否则我宁可不拍。后来终于找到了王朔的作品《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虽然审查过程一波三折，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善意地让这部作品出来了，而且反响也不错。
后来拍摄的《遭遇激情》、《大撒把》等影片都是以都市情感为题材，其实是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一直都生活在北京，以往看过的电影都是以农村和部队戏居多，即使像写城里人生活的《瞧这一家子》，其生活观念都仍留有农村的痕迹。大部分的爱情影片都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追求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爱情和情感其实只是附属品。所以我在拍毕业作品时就明确了一点：感情就是我作品中的灵魂。当我说男主人公喜欢一个女孩就是因为女孩长得漂亮时，很多老艺术家有些瞠目结舌。我想我只是较早地把纯粹的爱情作为影片的主题。
关于代的概念就是从第五代开始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也是从第五代开始摸索出现的。我觉得第五代的意义一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电影，二是创作者开始把个人特征带入到作品中来，也就是出现了个人化的电影。由于历史原因赋予了第五代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他们的作品的灵感、质感是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但是第五代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一种极致，他们仍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不停摸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张建亚
从科影厂走出的“技术派”
张建亚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当过民选学生会主席，所以他的讲述更多的是谈他的同学，很少说自己。有意思的是，张建亚非常尊敬上影的桑弧导演，把他看作是恩师；而田壮壮则非常尊敬北影的水华导演，在其人格及影片风格上颇有传承之处。如一位年轻导演所说：“桑弧之于上影就像水华之于北影”，那么“第五代”导演中传承的这种精神特质其实是绵延下来的，只不过田壮壮更“传统”，张建亚更“另类”，但是自称“匠人”迷恋制作环节的张建亚有他非常独到的电影观，只是这种深情比较隐秘，藏在他戏谑的言语背后。
张建亚：我们是一群“夸父族”
演过《十万个为什么》电影版
我最初接触电影和我现在所拍的片子有很大关系，大家进电影的门是不一样的，所以看电影也不一样。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演过一部电影，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这个片子叫《知识老人》，其实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影版。一位白胡子知识老人给几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讲科学知识，拍了两年，分成上、下集。那时是在上海科影厂拍戏，科影厂是非常好玩的地方，那里面有动物园专心饲养的很多小动物，为了拍猫头鹰，就专门养猫头鹰。还有一个巨大的模型车间，我就看他们做假降落伞，做飞机，那时就一直在想，其实电影就是把假的弄成真的，让人看着跟真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不一样，不像他们把人性的刻画想得那么深刻，就是对电影制作特别感兴趣。
我1968年开始工作，在“文革”期间分在房管所做木匠。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回忆起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在房管所值班，说起最希望做什么，我当时坚定地说要当电影导演，他觉得简直太滑稽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结果没想到那么多年后我真当了电影导演，他说：“你的梦想实现了！”
我是从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选进演员剧团的，跑了一些龙套，比较大的龙套是《欢腾的小凉河》；还有一个差点耽误我上大学的片子是《沙漠驼铃》，我演地质队员之一，其中还有郭凯敏。导演说，“那边画面有点空，去几个人”，我们就拿着小锤子到那边去敲，结果摄影机停了也不知道，还敲呢，那会儿觉得挺好玩的。剧团呆了两三年，也演话剧下基层，“文革”结束，受迫害的老演员也纷纷回来了，剧团一下子人丁兴旺，我们也挺开心，认为文艺的春天到了。
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挺大。那时都要肃清“文革”余毒，我年龄比较大，带着张瑜、陈冲这帮小孩抄大字报，回来每天得整理。有一天忽然一拍大腿想明白了，1966年谁最清白？“造反派”刚进厂时最清白。现在1978年谁最清白？我们最清白，所以我们在抄他们的大字报。这太没劲了！而且在电影厂时间一长，就觉得像乌龟爬门槛一样，以为爬上去就上了一个台阶，一爬过门槛一看，原来里外一边平。那天我忽然看到电影学院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