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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里尔纳德，一位荣格学派心理学家描述到危机和创伤是如何导致着魔般工作和创造性成就的，她在《与疯女人相会》（1993）一书中说：“出自内在混乱和感情动荡能出现创造性激发性的幻想，给个人和文化带来崭新的生活天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说得更明确：“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颓丧能导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十三位妇女的研究结果可证实，她们的卓越成就可能与儿童时期给她们留下创伤的事件有关。
典型例子是凯瑟琳大帝，她遭遇了众多危机——个人的及政治性的，身体的及心理上的——挺过一切后成为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最功勋卓著的统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岁时因脊椎骨弯曲而卧床不起。玛格丽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对她是个极大的创伤。寄达·梅也经历5个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个人（卡拉斯、劳达和斯坦内姆）遭遇母亲进精神病院，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自杀。每个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创伤，许多人早年还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些事件常常使她们烦忧和不快，不快是创伤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专家安东尼·斯托曾多年调查创造者个性，认为一种“非凡的不满”激励着他们朝向创造性成就，这种不满可能产生自我适应，因为挫折有助于内部想象世界的形成；……转而引发标志着成就和满足的创造性发现（1988）。
不快／孤独的童年和创造力
大多数创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来已契入其个性，驱动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牛顿、狄更斯、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历经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国作家高塞说：“我总被看作一个受幸运之神特别偏爱的人……但是……我确信无疑，在自己75年光阴的生涯中，我没有几天脑于得到真正的休息”。
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创伤和危机看来对她们爬上顶峰也大有影响。她们经历了“最糟情况”剧情，而自此以后，能极其轻松自如地处置世俗的生活规则。一个人遭受破产打击后，再也不会为钱担忧；从雪坡滑下而没摔断大腿，就能更轻松自如地滑雪而绝无任何恐惧。对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对那些有幸经历创伤和危机者而言，童年的打击有助于培养应付技巧和自我满足，他们知道如何毫不惊慌地处置面临的障碍，而这是每个创业／革新者的必修课；这种技巧能赋予这些人能曲能伸的弹性品质，而这种弹性正是那些过着平静顺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机幸存者学会了如何有效处置竞争性世界。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与危机的较量（一位感情严重错乱的母亲）给予她面对女权主义运动挫折时的力量和决心，她反叛性地对听众说——“在接下去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动和每天的叛逆》1983）——这便是她过去经历练就的弹性精神气质的证明。很显然，斯坦内姆觉得自己不用摧毁它，也能给现行制度以重大打击。大多数人从早年就学会不与现行制度斗争，因为这会被它埋葬；而对那些几乎被葬身其下的人来说，这种灭顶之灾就不那么可怕了。大多数孩子早就学会：卸下威吓者武装的唯一办法是威吓，威吓者并不想战斗，他们只想吓唬人们。只有那些从危机和创伤中幸存的人，才能彻底体验那种滋味，从而不再对此惧怕。他们是最糟糕剧情安排的幸存者，能对不太友善的环境处之泰然。看来危机是创造之母，因为它决定人们以积极姿态有效处置矛盾。
危机和超级学习
弗洛伊德学派的威尔海姆·里奇和克罗拉多大学医疗中心的生物反馈专家托马斯·布辛斯基认为巨大的危机强化超级学习，因为它使人陷入一种状态（脑波动极低的昏睡和梦幻状态），从而学识、记忆和创造力都得以强化。当人们经历危机和创伤，他们的脑波活动转移到这种状态，换言之，人们的行为往往在创伤事件后改变定型；在创伤性状态下，任何人都以极快的速度学习和记忆此事。当玛丽亚·卡拉斯6岁时被车撞倒，昏睡了12天，她受到了创伤；当她从昏迷中苏醒立刻呈现一个沉溺而着魔的预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顶峰，她在自己自动选择的声乐歌剧事业中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卓越成就者。这种梦境对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女主角有多重要呢？这很难说，但确定无疑的是任何经历类似危机的人都会同样被驱向成功，凯瑟琳大帝、哥达·梅、艾恩·兰达、琳达·沃切纳、奥普拉·温弗雷、玛丽·凯·阿什和麦当娜在生活中也有严重的危机，其他人则有创伤极大的事件的打击。依我看来，即便不是原因，危机经历也肯定相关。玛丽亚·卡拉斯身上所发现的激情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能量是少见的，而往往是危机或创伤性事件的结果。
创伤或“打击”状况的学习并非新鲜事，这种行为改变装置在战争年代清洗战俘头脑中广泛运用，知觉剥夺（面对黑洞或坐地牢）用于降低脑波来定势脆弱的囚犯改变主张。另一种强化超级学习可接受的方法是玄妙思维，这常被成功地用于考试和讲演之前，或其他一些需要智能完成的任务。不管如何称呼，超级学习看来是创造成就的影响因素。
危机和女幻想家的创造力
凯瑟琳大帝能从蚂蚁山幻想出高山，她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境地，包括她的自由、儿子、生活；而她踏上雄马，攫取了俄罗斯皇位，达到了始无前例的高度。两个世纪之后，8岁的艾恩·兰达以凯瑟琳为其老师，她差点丧命于布尔什维克革命，9岁时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她九死一生，12岁时遇到革命，在战争最后几年，她又几乎饿死。持续多年的俄国革命攫取了她的家园，她家的生意以及她的自尊，兰达承受了这些危机，变成一个自亚当·斯密以后最响亮的资本主义宣扬者，她早年与灾难的较量激励她创造自己的史诗哲学小说，她进行了本世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圣战宣传（1982年她的棺木上印有巨大的美元标志便是证明），并孕育了以主观主义者闻名的哲学运动，而这又成为政府的意志自由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石。
玛格丽特·米德是个有反传统父母的早熟孩子，在她4岁时他们让她为新生的妹妹（凯瑟琳）取名，当凯瑟琳6个月后不幸在圣诞节死去，对玛格丽特打击沉重。此事在她的传记中及自传《冬天黑豆》（1972）中没有多提，但35年后，米德为她自己的女儿取名凯瑟琳。在她成长的关键阶段丧失一个亲人，看来成为她身不由己地驱使到人类学世界顶峰的一个原因。
简·芳达在12岁时母亲自杀，使她进行了以厌食为方式长达23年的较量。她母亲过着神经颓丧的错乱生活，影响着幼小的简，她与母亲有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一直希望凯瑟琳·赫本能成为她母亲。所有这些使她有种负罪感，最终着魔般地驱使她达到完美和卓越成就。她母亲一直为自己的体重和体型操心，这最终使芳达饮食紊乱，芳达承认厌食症是源于对母亲死亡的内在化的负罪感。在她听到母亲的悲剧后，夜晚常常做恶梦，从而形成了着魔的极度忧郁行为。她的大学同寝室室友说：“经常有持续几小时的尖叫”。简·芳达在母亲自杀前对她很不好。她和哥哥在母亲拼命想与他们交流时，都躲着她，芳达夫人叫着简，但她不应声，芳达夫人回到疗养院，两天后割喉自尽。简对这一创伤事件的负罪感，在她的精神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70岁时，哥达·梅还回忆起在俄国基辅恶梦般的经历。她只有4岁，首次听到“基督徒杀手”的罪名，这种急促的惊请给天真无邪的孩子注入的恐惧是如此之深，她在70岁写传记时还在回忆起这一创伤和恐怖，这些创伤和恐惧使梅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毕生为流浪的犹太人建立稳固的家园而战斗。一个以自由的以色列王国成为她潜意识的梦，她为此贡献了整个生命的每一份能量。梅在成为以色列首相的征途上面临众多创伤和危机。本世纪初在俄国的日子是如此艰难，她的五个兄妹都没满两岁便去世，哥达在饥饿和恐惧之中长大，因而练就了她从未丢失的令人惊畏和能屈能伸的自尊以及钢铁般意志。在20多岁时，她几乎在耶路撒冷饿死，此后为了在艰苦卓绝的开拓先锋者道路上存活，她形成真正的“无畏的女性”。在50岁时她还在每日每时与死亡争斗，她生活中每天都经历着死亡和毁灭，而这并没吓倒她，她比本书中任一位女性经历更多的危机，但这从没让她改变态度。她最初在俄国的危机明显地定势她能承受以后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
麦当娜和芳达一样，对失去母亲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麦当娜母亲在她5岁时死于癌症，她潜意识的精神里从没让她忘记这一创伤。麦当娜的伤痕升华成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每个想象出来的怪诞和反叛行为，她承认这种经历一直萦绕着她：“母亲去世留给我的是孤独感，对事情的莫名的渴望欲。如果我没有那种空虚，我不会这么受驱动”。她后来谈到这种被丢弃的伤害，说：“没人再会让我伤心”。麦当娜兑现了诺言，以强烈的着魔般驱动力达到顶峰，挡住了任何试图从情感上接近她的人。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的创伤和危机也形成于她那忧郁狂的母亲，母亲在她出生前精神消沉，在格洛丽亚12岁时已极其严重，她被俄亥俄特拉多报社解雇了记者职位，这导致了她的病症。格洛丽亚知道母亲的病症与女性的多愁善感有关，这是真正的忧郁狂症。格洛丽亚在青年时不得不关心照料母亲，在别人玩乐聚会时，不得不忍受煎熬充当护士。这种早年创伤成为斯坦内姆拒绝婚姻和家庭的一个主要因素。她有过几次按部就搬地进展顺利的恋爱过程，一旦达到固定化地步，她就消失了。斯坦内姆的过去给予她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性能量和必备的坚持不懈精神。她也许会更希望有个正常的童年生活，而如果真是那样，她绝不会获得卓越成就，而可能已成为俄亥俄特拉多地区的一个祖母。
莉莲·弗农刚5岁时，她的家庭不得不逃离德国反犹太运动而到了荷兰；5年之后，当纳粹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时，他们不得不再度举家逃往美国，第二个创伤是弗农的哥哥死于这场战争。她不得不学习新语言和新文化，交新朋友——对孩子说并没什么好，但有助于未来创业天才的培养。
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