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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十三位女异端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叛着陈规陋习。艾恩·兰达反叛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言语表述，那样充满敌对，她学会面对现实生活的艰辛，但决心在长大后改变它并埋葬它；在队伍的发展中，她从不让“现实”生活的艰难来干涉她的主观想法，她在自传中将自己总结为“负有使命的女性”。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都以不妥协的个性闻名，她们从不对自己的看法闪烁其词，装腔作势。莉莲·弗农，丽莎·克莱伯恩和玛丽·凯·阿什在她们迈向顶峰的争斗中也远非柔顺谦恭，因其强劲而优雅的风格达到目标而深受崇拜。所有独立的精神个体都毫不畏惧地以内在鼓声行进，不受外在乐队的干扰。
专家：自我沉湎之徒
1906年1月的《科学美国》否认莱特兄弟的飞行，而称之为一场骗局；J·P·摩根，当时的金融天才写信给贝尔说他的电话发明“毫无商业用途”；威廉姆·里尔将军，一位爆破专家，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1个月的1945年6月说道：“曼哈顿计划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愚蠢的行为，我以爆破专家的身份保证原子弹绝不会爆炸。”专家是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之徒，他们忙于保住自己的权威，因而根本无法发现新生事物；他们的自我是赌本，因而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它。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营建帝国大厦时与一位专家针锋相对，对他作出了最简练精确的描述：“他是了解一个主张不起作用的所有原因的人”。马克·谢伯德，70年代得克萨斯机械公司的总裁，当被问及何以成为工业界巨头时，他巧妙地答道：“那些公司了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懂，我们很愚蠢”。
玛丽琳·弗格森，《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作者说：“我们对于趋同的恐惧，部分地源于对自己的害怕，自己决定正确性怀疑的害怕”。趋同不是书中这些妇女的品质，这些女性比男同伴们更少感情外露，而更多荒谬离奇的怪癖。玛格丽特·米德使其反对者大惑不解，“我被妇女斥之为缺乏女人味而被男士尊称为最具女性魅力者”。
专门技能发自肺腑
所有这些妇女不理采专家意见。丽莎·克莱伯恩以她特具的品味来勾勒女性职业时装的线条，这完全有背于70年代时装制造行家的准则。麦当娜以可能是本世纪最大逆不道的女性形象出现，不断打破一切传统，她的书《性》（1993）和她的禁带是其反偶象崇拜天性的证明。莉莲·弗农常表达自己偏好“与众不同”，她声称这使她得以成功，她放弃传统的市场研究方法论，而代之以自己特有的市场分析“黄金内脏”。简·芳达，曾一度是新左派的领导、资本主义的敌人，却成为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演播室，制作出最畅销的健美像带，让她讽刺性地成为了杰出资本家；这位女性更离奇的行径是将所有钱（估计约1亿美元）捐赠给丈夫汤姆·海顿的左翼事业；最要命的是芳达与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左翼政治事业的仇敌泰德·特纳联姻，特纳一生中许多时间用于追逐女色，是资本主义巨头，右翼分子。芳达不仅否定专家，而且令他们大惑不解。
甚至是貌似柔顺被动的特蕾莎嬷嬷，为了帮助穷人也抗拒着专家意愿。她打破宗教规则，要求教皇授权给她，住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中，这从未有过先例，但她却能获得教皇的应允，运用职位的权力，为加尔各答的穷人和濒临死亡者争得了格外多的利益，她以其巨大的努力，成功地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女性的事例生动地说明：创造发自“肺腑”，而非来自头脑。
害怕知道者，而不是不知者
我们是自己的至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这些女幻想家能够不理会内部的自我演讲，而踏上乐观愉悦的更高境地；她们有巨大的自我价值观念，否认任何拒绝她们内在信仰体系的人；她们不知道自己难以做到，因而她们实现了。玛格丽特·米德不知道一位25岁的年轻单身女子是不能独自踏入新几内亚和萨摩亚岛丛林之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去过问英国女首相能否为同行所接受，她基本上毫无机会升上如此高的职位，但她却做到了；奥普拉·温弗雷并没因菲尔·达那休拥有日间谈话市场而退缩，她花了6个月的时何超过他。根据常规，这些妇女中无人能成功，她们并不去过问这个问题，因而踏进了天际城堡，就好像是她们有权这么做。
冒风险性：自信胜于恐惧
所有孩子和雇员都应有冒险和失败的机会，不然知识、自信或自我价值将难以获取；创造能力是早年经历活动的功能，如果孩子没有尝试冒险和失败的经历，他们将无法掌握创造活动的关键因素，凯瑟琳大帝告诉一位大臣：“没有比我更大胆的女人，我的胆大妄为无以复加”，正是这种态度，使她成为俄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性，没有她便没有俄国。特蕾莎嬷嬷所冒的风险之大超过书中任何女性，她与临死病人共同工作、居住达50年之久，她住在麻疯病人隔离区，不理会医学避讳，帮助世上的穷困潦倒者。
一般妇女比一般男子缺乏冒风险倾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生物学上讲，女性只有极低的睾丸激素，荷尔蒙导致男子更富进攻性、竞争性、冒险性和较高的性动力。从社会学上讲，女性历史地被塑造成崇尚“安全”，不去“冒险”，女性继承持家育儿的遗传；在女性的头脑里，冒险是男人的权力。然而书中的这些幻想家女性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女性的冒险倾向，看来她们除了被养育或自我满足和富于竞争，不伤自尊地尝试冒险和失败之外，还具备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追逐的狂喜可能是她们终极目标的主导因素。
大多数冒风险行为形成于儿童时期。如果父母想让孩子长大后敢冒风险获取成就，就该让孩子有机会尝试风险和失败。玛丽·凯·阿什的母亲让她独自照料残废的父亲，在离开的14小时里让玛丽·凯爬到椅子上为卧床不起的父亲烧饭，她每天要打二十多个电话，以从母亲那儿获得做一个大人的鼓励。玛丽·凯年仅7岁时便迫不得以尝试风险，这种经历难以忘怀，风险在玛丽·凯的词语库并非贬义词。
像父母一样，公司如果要塑造自信、敢冒风险的有能力雇员，也应让他们有尝试风险和失败的机会。与孩子养育中相类似的风险／奖励训练，在商业经营中也应该允许，这种气度应该由每位机构领导所建构，大多数机构是静态的，因而很少有革新。
我发现大多数机构管理形式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风险取向型，是允许创业或革新的机构；第二种是现状取向型，存在于大多数静态或成熟机构；第三种是低取向型，常在那种走下坡路，混乱不堪的机构中发现（参见《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1993））。所有这些妇女是风险取向型。
风险和直觉
风险取向型管理模式往往在那些刚刚起家或开辟新径的公司中发现，与书中的这些妇女相类似。这种直觉性类型对任何创造努力都是必需的，这能增加成功的机会。
传统主义者信奉守财持家；老年人及老化机构则倾向于少冒风险。他们财大而输不起，因而变得更趋于躲避风险，因为赌注太大，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阶段中更成熟。然而，生活中没有了风险，也就丧失了一切潜能和机遇，机遇的潜力总与风险成正比，唯有高风险才能带来大成就。关在房间里的孩子从不知道擦破膝盖的滋味，但同样也不会有所成就。除去风险值得吗？通常不是，想想我们能达到目标的有限的生命年限吧。那些从未曾尝试冒险探索的孩子，也极不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因为他们受制于自我维持动力。
不曾允许尝试风险性决策的雇员最容易维护现状、停滞不前，唯一能培养雇员成功自如地应对动态环境的方法是：让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练习操作。一个逻辑性的结论是：如果风险取向与制造程度相关，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制造人才产生于风险回避型环境之中。孩子必须被允许并鼓励去尝试风险和失败，以练就创造革新人才。这十三位妇女之所以有成功机会，起因于她们在鼓励冒险或不是寻求安全的宽容环境中长大。自我维持从来不出现在她们的需求层次中。没有大量的风险，不存在诱人的机会。
风险和家长引导
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注入冒风险品质的典型是理查德·布兰森的母亲。布兰森是英国企业界天才，他建立了弗琴唱机和弗琴飞机公司，是英国第三大集团。在他上幼小时，母亲决定培养他自我依赖的技巧和应付风险的能力，她把他扔在离家5英里的田地里，让他没法自己回家。她说这种风险导向型训练经历有助于“发展他高度成功性的创业举止”。布兰森的母亲深诸心理学自我形象的实践之道，她的儿子赢得了许多热汽球赛，成为风险躲避社会中完美的企业家。这位高中退学生，否定了他所尝试的每个商业冒险计划中的条规，在40岁之前成为亿万富翁，他的成功无疑在于孩提时代造就的风险取向品格。
许多不成功者常常具有高于理查德·布兰森和书中这些成就女性的才能，这些风险躲避者通常有完成反面自我形象的内在需求，或者崇尚一种无风险生活方式，他们对失败的本能性恐惧使他们害怕探索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未知领域。风险躲避者害怕失败，而成功的创业者往往由恐惧不成功所驱动。比尔·盖兹37岁成为美国首富，承认害怕驱动着他的日常表现。奥普拉·温弗雷反复承认她尤其恐惧失败，正是这种恐惧推动她取得成就。这种内在对失败的恐惧具有讽刺性的同时成为创造天才和无创造者的驱动力——前者是积极的动力，而后者是消极的。创造性人才为如何获胜而焦虑，而无创造者为如何不失败而担心；大多数世界级运动员都直觉地感到这条公理。
女领袖和革新者对自己进行生存性训练，她们直觉地明白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成功。她们早就明白风险取向是冒风险的准备，而不依存于冒风险的天性；不把它当作风险的话，这纯粹是一场赌博。玛丽·凯·阿什讲起她的历险，“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妇女的冒风险倾向归纳于表8。
表8 幻想女性冒风险倾向
幻想家 风险倾向
玛丽·凯·阿什 “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玛丽亚·卡拉斯 在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的硝烟飞奔，战后驶入纽约港从事崭新的生涯。冒着牺牲事业、丈夫及其一切的风险与阿里斯蕾德·奥纳西斯真心相爱。
丽莎·克莱伯恩 在47岁时倾其毕生积蓄的5万美元投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