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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翔离开我家之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躲藏，只听说张娜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结成了真正的患难夫妻，相依为命。这位张医师我后来也认识了，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却常常不替自己考虑、很有点任性的女人。有她在照顾危难中的伤病的凤翔，总要算是一件幸事吧。
不久，凤翔终于被捕了。大约是1969年11月吧，长沙市开了处理〃省无联〃的宣判大会，一个工人领袖陈本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是徒刑，凤翔判的刑期是十五年。张医生收到他从服刑的建新农场寄回的信。她把这信拿给我看了。我还记得中间的一句：〃你当你的医生，我当我的劳改犯。〃我想，他是相信，并不需要十五年，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吧。
张医生要到农场去看他，给他准备了不少吃的：奶粉、葡萄糖、油炸花生米……。他信中说想看马列的书，我就把莫斯科外文局出的那一部两卷集的《马恩文选》托她拿去了，红色硬面精装。书是很重的，一次不能多带。我还有外文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心里想下次再拿吧。
没有想到，接着就是一场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恐怖，大屠杀。1970年3月15日吧，一辆囚车从建新农场工地上把正在出工的凤翔抓到长沙看守所，4月4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宣判会上处死。我还真顾不上为他悲痛，得把心思用在应付自己的〃案件〃上。应付了几个月之后，我还是被捕了，有一个时候就关在他上刑场的那间囚室里，听人谈到他的一些事情。这些我已经在《小书生大时代》一书中说过，再说也伤心，不说了。
1979年，中共中央着手通盘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由原新湖南报改名的湖南日报社也陆续宣布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我算是最后宣布〃改正〃的几个人之一。可是凤翔还拖着。他有一个〃反革命案〃梗在那里，没法解决。一直拖到1985年8月5日，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才发了一个〃湘社发 （1985）028号〃文件：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他是湖南日报社宣布〃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最末一个。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都重新获得了发挥各自才智的机会，做出了各自的成绩，也曾不时想起，才华横溢的凤翔如果还在，有一些工作让他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想到这里，真不能不感到由衷的痛惜。不过转念一想，人固有一死。像他这样饮弹刑场，当然够惨烈了。而〃寿终正寝〃的官健平、孟树德辈，不也一样是死了吗？只有一点不同：死了之后，凤翔还有一级党组织正式发文，称他〃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而官、孟呢，人们不屑再提到他们还算是好的，要是提到，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可说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粘附在姓名上的耻辱。这岂不证明世上还是有公道吗？
凤翔，别了。
（原载《记忆》第2_辑，2002年1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刘皓宇死得太年轻悼李长恭
李长恭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在四十年后含悲来写这篇悼念文章，真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大约在1954年初，江西钨矿工人报停办，有五个同志调来新湖南报工作，他们是刘清圣、戴本坦、罗葹、谭一、李长恭。其中李长恭分配在工业工运部，和我同事，这样我们有了一些接触。当时我负责编辑外地的来稿，他主要跑长沙市新闻，各干各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很能干，采访写作都来得快，发稿也多，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新闻工作者，因而逐渐往来也就多了。
他大约和我年纪差不多，山东人，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一头乌黑的青丝，长得挺帅。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为了适应长沙的方言，也学着说那南腔北调的塑料长沙话。他为人豪爽、直率，喜欢聊天，有时为了争论一个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爱好文艺，业余除了打篮球，就是看小说。他写稿是个高手、快手，还写写新诗。记得一次他去湘西采访，写了一系列报道，很受读者的欢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通讯《沅水，我要为您歌唱》，他在文章中叙述了湘西物产的丰富、人民的劳动热情，也反映了他们的疾苦。他报道长沙水泵厂工人王金龙创造改进水泵的先进事迹时，字里行间充满激情，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智慧与主人翁的精神，稿子在编辑部被评为优稿。他在报社为时不长，在三年多的工夫里，做出的成绩是优秀的，也是卓越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彼此都忙于工作。到了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接着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报社的总编辑官健平便一再动员大家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积极提意见，帮助领导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党是充满热爱、一片赤诚的，觉得党已经发出了号召，就应该争先恐后地响应。官健平此刻也煞有介事地反复要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并且嘱咐详细记录。李长恭本来就是个〃炮筒子〃，只晓得直来直去，既然总编辑一再动员向领导提意见，他便把肠肝肚肺都翻出来，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当时在工业工运部的小组会上，有两个人发言最积极，一个是钟叔河，另一个就是他。他滔滔不绝，慷慨陈辞。的确，我在当时觉得自己在响应党的号召方面，远远落后于他。恰好在此之前传达了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批评了《人民日报》对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积极，说是〃死人办报〃，主张另外办一张报纸，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新湖南报编辑部的干部对在官健平、孟树德领导下的这张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早已意见纷纷，又听说在攸县蹲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批评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这更加激起大家另起炉灶，办一张像解放初存在的《民主报》那样的民办报纸的热情，好与《新湖南报》比一比高低，促进新湖南报改进报纸。李长恭生性豪爽，不知乖巧，信以为真，便跟唐荫荪、钟叔河、朱纯、郑昌壬等一起商量，主张筹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然而这仅仅是个模糊的意向，至于办报的经费从哪里取，人员由哪里来，地址在哪里，在哪里印，谁来负责，谁来发行等等问题，都还没有个谱。可以说，这张报纸只是个腹中的胎儿，能否出世，谁也没有把握。可是谁能料到这期间的整风鸣放，克服三大主义只是个幌子，是个阳谋，实际上并不是让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在新湖南报整风鸣放小组会开了不到半个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便由整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矛头指向了原先鸣放提意见的人。接着又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说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趁整风之机，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民主同盟就是主帅，表现得最恶劣，章伯钧、罗隆基是他们的头子。从此全国各地便不再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个个单位便大抓起右派分子来了。在新湖南报，官健平也不再装做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的样子，而是满脸凶光，杀气腾腾。他把原来的整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蔡克诚撤下，换上他的帮凶孟树德当主任，在报社内部大抓特抓其右派。省委书记周惠更叫嚷：〃新湖南报就是个'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由于唐荫荪是民盟的盟员（他是报社编辑部唯一的一个盟员，而且是共青团员），既然民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唐荫荪顺理成章自然也成了民盟黑线安放在报社编辑部的〃坐探〃，加之他们还打算办一张报纸跟《新湖南报》〃唱对台戏〃，这就更加罪莫大焉。李长恭参与其事，能够逃脱灭顶的厄运吗？
官健平在作反右派斗争动员报告中，首先便点了唐荫荪、李长恭的名字，号召全体职工向他们开火。随后，把商量了办报的五个人（唐荫荪、钟叔河、朱纯、李长恭、郑昌壬）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同人报小集团。李长恭由于发言积极，又参与议论办报的事，于是罪加三等，被划为极右，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最严重处分。这一批受最严重处分的计有蔡克诚、柏原、傅白芦、钟叔河、郑昌壬、周艾从、朱正、张志浩、刘凤翔、易地、李长恭共十一人。这十一人中，除个别自谋生路、没有去劳动教养的外，多数人去了长沙麻园湾劳动教养集训队。经过一段集训后，李长恭和周艾从被送到强迫犯人劳动改造的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干体力活。后因该厂要办一张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便把他和周艾从留下，其他人员调到株洲白石港新生工程队去了。
在临去接受劳动教养之前，李长恭在江西的一位女友（护士），不相信他是个坏人，写信勉励他好好改造，等着他摘了帽子以后，与他鸳梦重温。
李长恭留在新生电机厂的工作是编报，事实上编一张并不天天出的油印小报，对李长恭和周艾从等来说，是区区小事，不要多久就可以应付了。很快，他和周艾从调到了技术组，学着绘制工程图表，李长恭还当上了副组长，真想不到副组长这个头衔给他带来了天外飞来的横祸。在这段时期，由反右派开始，极左思潮弥漫全国，接着掀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后果是三年饥荒。在这种形势下，新生电机厂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供应制度。1960年的一天，技术组搬房子搬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想吃夜餐充饥。本来厂里每天给夜班干活的开一次夜餐（_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