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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见我天亮以后还没有回家，认为一定是出了问题，便由外孙王泽沛陪同一清早来到了报社门口。我从传达室的窗口看见母亲的面影，禁不住从里面冲出，连声喊：〃妈妈，妈妈，我在这里！〃老母亲看见了儿子，不顾年迈，踏着蹒跚的步子进来 _。当得知我夜晚挨打以后，她说：〃岂有此理，这班狂暴之徒！口说保证天亮前你会安全回家，竟平白打人。我拼着这条老命陪你，看他们怎么样？〃她即刻要外孙通知其他揭发冤案的同事。于是老母亲就一直陪护着我在报社待了四天。这时报社派人去武汉刘春圃家，把苏辛涛抓了回来。
与此同时，蔡克诚、李均、廖意林也被抓来，彼此在食堂相见，但不能交谈，只有相视会意罢了。但廖意林仍托李均传来一张纸条，写着：〃一切我都说了，你照实说。〃当我从报社放出来以后，不久廖意林出来了（李均也逃出来了），她写信要我到工农桥她姐姐家去一趟，她在等着。那天，我在她姐姐廖器之家见到了她。她满腔思绪地说：〃小刘，这次让你吃亏了。〃我说：〃我打算回衡阳去。〃她停了一会说：〃这次分别，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接着她煮了一碗红枣鸡蛋给我吃，她的心情是沉重的。未料到，我们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我回衡阳后不久，一天黄昏时分，她收拾好家里的东西，把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在桌上写了个纸条给她的儿女：〃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爸爸和妈妈。〃就这样，她出走后一直不知下落，至今连她的尸体也不曾找到。有的说她卧轨自杀了，有的说她投水自尽了。廖意林在重庆曾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是陶行知举办的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又与江姐共过事。在湖南省委工作时，被周小舟同志称做湖南的女才子。这样一位曾在白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的老同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竟死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是多么发人深省，令人悲痛的啊！后来我也得知：蔡克诚被〃红色新闻兵〃抓去，死在报社关他的楼上，是用菜刀割颈动脉死的，我与蔡克诚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沉重地说：〃看来是要搞到我们头上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揭露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冤案，竟死了三位好同志（还有一位是欧阳楠，因不堪羞辱用剪刀插进头颅而死）。革命胜利后，同志们本该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残酷的人为的阶级斗争是如此地残害无辜的同志，竟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是多么令人悲愤的事啊！
_一场在错误的时候所做的错误的事宣告彻底失败了。在极左思潮盛行时，要求得明辨是非，纠正左的错误等于与虎谋皮，是绝对不可能的。
揪出解放
我在长沙养好伤，回到衡阳不久，批判〃省无联〃的狂飙扫向了衡阳。我在四中作为老右派、省无联分子、右倾翻案急先锋又被揪了出来，从此又过着牛鬼蛇神的生活：毒打、批判、挂牌子、强迫劳动、唱牛鬼神歌……暗无天日。衡阳市四中的校园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哪有人权？
到文大化革命的中期，衡阳电厂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十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四中。他们一来，把四中看成一团漆黑，教师绝大部分都是牛鬼蛇神，我又首当其冲。一个工宣队员对我说：〃你要从八岁起，把你的所有经历老实交代出来，如果有一点不老实，小心你的脑袋。〃我心中清楚，除了新湖南报这场冤案外，我没有什么政治历史可交代的。工宣队经过长期调查，查不出什么问题，到1970年不得不宣布解放我，但老师们认为我不存在解放不解放的问题，只是是否要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因此我又不得不做了五个月卖餐票的工作。
后来，要我教书时，学校领导既不向学生说清，又还要我和未解放的教师一块劳动，学生们见这么个不明不白的人给他们上课，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上课时找岔子的事便层出不穷。正当我全神贯注地讲课时，一个学生举手发言，说我将《毛主席语录》拿反了，我怎能跟他辩驳？只好要他坐下。不一会，又一个学生举手，说我把书压住了《毛主席语录》，这种处境使我上课相当紧张，生怕说错话又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来只好以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教书为由，向工宣队要求调到校办工厂去搞生产，于是又干了近五年化学试剂厂的生产和供销工作。1977年，经过千回百折，才回到阔别十五年的长沙，分配在长沙市十五中教书。
我打成右派时不到26_岁，因为自己是右派份子，别人畏而远之，我也有自知之明，以致一直拖到四十岁才结婚，二十二年中一直拿四十五元一月，还要拿一半供养年老的父母；结婚后因生活贫困，拖到四十六岁方生一个男孩。当我领独生子证书时，人们都投以惊奇的目光。
漫漫长夜何时旦？直到党的三中全会开过以后，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胡耀邦同志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在1979年4月，我才得到一纸通知：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我的党籍、原有职务和工资级别，我由鬼又变成了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二年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漫长的。我的工龄中有一半时间被浪费了。全国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最美好的年华就是这样虚度了，国家倒退了几十年。
恶梦醒来
当我改正以后，恰好这时，湖南省成立了出版局，需要大批编辑，我被调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担任编辑和室副主任。此刻我像枯木逢春，重又做我能够做的事了，但我已四十七岁，人到中年。我立志要奋发图强，挽回失去的青春，于是拼命地工作，在科技社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多少适应了读者的需要，为促进国家现代化与改善生活尽了微薄之力。1980…81年，我两度被评为省直宣传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1986年以后，我调到岳麓书社担任副社长，做了几年我不熟悉的经营管理工作，退下来后又编了《白话荀子》、《白话韩非子》、《白话四书》、《白话管子》、《白话吕氏春秋》、《白话战国策》等古典名著白话译本。还约了《白话说文解字》、《白话资治通鉴》、《白话说苑》、《白话国语》、《白话晏子春秋》、《白话韩诗外传》等书稿，然而岁月不饶人，我已到离休年龄，未完成的书稿只好交给别人完成，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工作岗位。
回顾此生，真有说不尽的遗憾，正当自己能够出力的时候不让出力，而当自己想出力时又已经〃船到岸车到站〃了，多可惜啊！好在值得安慰的是，在漫漫长夜中自己没有倒下，经受了时间的长期考验，在逆境中没有做亏心事，在顺境中也没有做亏心事，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
回顾此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我只希望这样的悲剧今后永远不再发生，那么我辈的损失带来了后辈的觉醒，则民主有望，自由有望，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钟叔河 错就错在有思想孟树德如是说
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的处分，是孟树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
这时的孟树德，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同志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即〃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孟树德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在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账，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父亲并不和我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
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火速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并无夙怨，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