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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ㄖ焦ぷ鞯谋ǜ�'，就是一次大的暴露！这个报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是反党、反省委的，我们决不能让邓钧洪的阴谋得逞，我们就是要伏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
接着他开始逐条批判邓钧洪的〃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我虽然理论水平不高，也能听出他是在毫无根据地乱扣帽子。比如邓说那些纯经验技术的大块文章（如生产队的记工方法、收购鸡毛鸭毛大蒜子的牌价，还有一些〃不另行文〃的通知等）把报纸的版面占满了。将报纸当成了布告牌，使报纸不像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他就批判说：〃右派分子邓钧洪这是对农业生产的极端仇视！是妄想搞垮我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
他又批判邓钧洪的报纸应该有〃五性〃（思想性、战斗性、新闻性、艺术性、趣味性）的理论，他说：〃邓钧洪的所谓趣味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吃喝玩乐！他的所谓战斗性就是专门寻找新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五性'就是要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的报纸，实行篡党夺权！他究竟要把报社的干部带往何处？〃
另一个人插话：〃带往台湾！〃
接下来的发言也都是扣帽子、丑化和漫骂，说是辩论会，实际上根本不让你开口。邓钧洪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既不记笔记，也不认真听大家的发言，他若无其事，竟啃起自己的指甲来了。
这时，忽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是一个人在会议桌上猛地击了一拳，茶杯都跳起很高。他指着邓钧洪的鼻子，大骂道：〃邓钧洪！你死到临头了，还不放老实点！〃批判的群众也群情激愤，说他想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这样的大会连续开了几次。最后一次会上让他发言了，是要他低头认罪，向群众做交待。他做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群众好几次打断他的发言，说他死不老实，避重就轻，不像认罪，而像在作报告。左派头头之一的孟树德说：〃他极其狡猾，想蒙哄过关，企图拿二十年党龄来押宝，闯过关去。我们警告你，这关是闯不过去的！〃
连续好多天，报社都在不断地开着批斗会，不是批斗这个〃大头目〃，就是那条〃大鲨鱼〃。一天晚上，我去报社一楼营业厅看大字报，突然看见了一张大漫画，画的是一个牧师一样的人物，穿着黑色袍子，戴着博士帽，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在他的脚下跪着一个穿裙子的女的，标题是〃右派头目邓钧洪的走卒李茵〃。
过了两天，通知我到一楼大会议室接受批斗。要批斗我了，我实在想不通。我又不懂办报，又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又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我是一个正在学文化的学员，既没鸣，也没放。仅仅是对官健平、彭××他们这些人的品质有所厌恶，他们要拉拢我没有拉拢得到罢了。彭××最恨我的就是这点，她说我不向官健平汇报报社的思想情况，后来这成了我的一条最重要的罪状。
批斗会声势浩大。我想：我只是个走卒，怎么也值得这样对待？批斗时，我像是吓得麻木了一样，看着别人在说话，一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有人还用手指到我的脸上来了（那时还不兴打人），但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这次会议是由另一个秘书长主持的。他拿了我在文化干校写的一篇名为《论脾气》的作文，说这是影射官健平的，是反党的大毒草。
第二次批斗是在二楼会议室，规模小一点，发言的是一位编委。他批判我的〃极端民主化思想〃，他尽讲些书本上的理论。什么托洛茨基，什么什么柯夫，一些外国名字，我根本听不懂。
她们问我为什么要喜欢邓钧洪？我没有做声。因为如果我要说出邓钧洪当时干革命不怕死，他从湖南跑到东北，冒着生命危险，策划了韩梅村将军的起义事件，那她们肯定会说我为他歌功颂德的。
后来黄××说：〃她喜欢邓钧洪的资产阶级右派的那一套臭理论。所以她情愿陪葬，每次批斗邓钧洪她都守在旁边，她要和邓钧洪捆在一起。〃
陈××说：〃你哪里有一点党员的气味？早就堕落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你看×××，她亲自到报社来检举揭发她的丈夫，并与他划清界线，她的揭发材料还登了报。哪像你这样死心塌地和邓钧洪捆在一起。拉都拉不回头，今天是挽救你，你还不识好歹。〃
陈××看到搞不出什么大材料，她就到文化干校去发动学员来报社斗争我。有一个与我在学习上、生活上关系很密切的同学张××，我们经常形影不离。因此，陈××特别要她来检举揭发我。张是个老实人，她实在想不出要说些什么，又怕别人说她包庇右派，在斗争会上，急得哭了起来，只好信口乱说几句：〃我原来跟李茵是好朋友，看她像个人样子，没想到她变成了右派分子，真是像狐狸精一样啊，一下子就变了啊，我真是上当受骗啊！〃说罢放声痛哭了起来。
后来我被下放农村改造。一次在过湘江的轮渡上，我再次碰见张××。她仍在省文化干校读书。她说：〃那次斗争会，是你单位的那个陈××硬逼着我去斗争你的。不然说我划不清界线，我只好去了，使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心里很不安。我知道你们都是受冤枉的。我家老朱（五六十年代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这么讲的，他说你家老邓是个好人，主要是得罪了上面的人。〃说着说着她又流起泪来。
四、戴上帽子
批判斗争结束以后，就开始写检查交待。邓钧洪只写了一次，有万多字。当时报社秘书长孟树德，讲他写得不好，根本就不认罪。不老实，想蒙混过关。他就索性不再写了，只等待处理。
我写的第一次检查，也说要不得，第二次也通不过。陈××说：〃你主要的问题还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上，不认罪。所以写不好。〃总支书记李世晞就要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六条标准理解透，要背熟，对照六条标准来写。我就天天背那个六条标准，去对照自己，但我决不承认自己是敌我矛盾，所以还是写不出。我没有干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要我去编造，我又编不出来。
后来李世晞就给我找了一个样本，是另一个右派写的《请罪书》，有好几万字，说我的问题跟他的差不多，要我向他学习。我看了很久，里面讲他如何站在反动立场，如何对党刻骨仇恨，如何对社会主义不满，如何向党进攻等等。另外，讲他迷恋女色，说是平常看见一个漂亮的女的，他心里就想那个。我越看越不是滋味，觉得这个人简直是疯了，他平时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人。我自己更没有他所说的这些思想，怎么学习呢。我第三次写的检查，还是说不行。我想，我只能这样了，没有办法，我也没有那个水平，像别人那样编写故事。由于检查通不过，说我是顽固到底。
以后，我和邓钧洪在家里等待处理。他每天坐在家里看《资本论》。在三大本《资本论》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哼哼叽叽，吟几句诗。我就带着几个孩子在外屋里玩。有时候，把一些老歌翻出来唱，一些过去在抗日青年先锋队和解放区学的革命歌曲，只有这时，心里才得到一些解脱，觉得自己还没老。邓钧洪每天照样吃那么多的饭，吃那么多菜。除此之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边看书，一动也不动。
有一天实在闲得无聊，晚上我们出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回来，被传达室的人拦住了，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晚上出去，一不请假，二不报告。我们这才晓得，我们行动已经受到了管制。这样一来就再也不能够出去了，每天呆在家里，等候处理。
过了一段日子，大概是1958年的4月，孟树德把邓钧洪叫去宣布对他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干籍，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他还对邓钧洪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
然后，人事科长彭××通知我去，宣布对我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干籍，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当时我就提出疑问：邓钧洪是一个大头目，我只是一个走卒，为什么处分是一样的呢？彭××讲：〃主要是你坚持反党立场，死不改悔，态度顽固，所以加重处分。等你摘了帽子回来以后，再给你恢复干部籍。你现在下去好好地改造吧。〃
处分过后，总支书记李世晞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现在一败涂地了！知道吗？〃我说：〃不一定，我还年青。几十年以后，谁知道是什么样子！〃他很生气地看着我，再也不作声了。
我被打成右派，确实是没有意料到的事，邓钧洪曾说：〃你哪里够得上右派的'资格'？你看他们凭什么材料来打你的右派！〃
事实证明，我们是太天真了。省委书记周惠曾说：〃你说你不是右派？只要把你往群众中一站，材料就来了，你就是右派。〃我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新湖南报社编辑部半数以上的记者编辑也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后来他们编造的一些我的右派材料，什么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解放军、支持反革命翻案，都是这样来的。
所谓反对工人阶级，我那时在幼儿园当园长，园里的一个老师正与报社一位工人谈恋爱。当时，女师毕业的叶××觉得当工人的刘×文化低了点。我就对叶××说，〃刘×这个人很好，今天文化可能比你低，明天不一定比你低，这主要是学习问题，他现在正在业余夜校发狠地学习。〃有一天，刘×在大门口大声地唱歌，我就对叶××讲：〃刘×就是勇敢，虽然他唱得不太好，粗喉咙大嗓子，但是他胆子大，敢唱，而且敢大声地唱。你们唱得好，但不敢在大门口这样大声地唱吧？〃结果就这样的一句话，被说成我污蔑工人阶级〃唱歌都唱不好，大喉大嗓〃，成了一条反对工人阶级的罪状。
所谓反对解放军，更是无稽之谈。当时报社对面有个兵役局的年轻干部，举止比较轻佻，经常与女孩子们调笑，我说了一句：〃这人，一天吃了饭没事做。〃就被人检举成反对解放军。
所谓支持反革命翻案，是指1955年肃反时，官健平他们把钟叔河、朱正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1956年，我在人事科负责搞肃反复查工作，当时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指示，凡是本人坚决不同意的材料，不能进档案。根据这个精神，我拿了钟叔河的结论材料与他本人见面。当时他正在改稿，手里拿着红笔，把材料上面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划掉了。他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集团〃。根据他的材料来看，我也认为确实没有一点反革命事实，没有任何一条可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我心里很虚，钟叔河划掉的时候，我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我把钟叔河的材料交给肃反小组时我说：〃这个材料本人坚决不同意，你看怎么处理？〃××回说：〃连'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都没有了，那么这几个月来，我们不是白搞了一场吗？〃后来钟叔河他们的材料被改成为〃落后小集团〃。就是因为这事，说我是支持反革命翻案，向党进攻。
五、劳动改造
1958年5月初，我下放到衡山县大浦乡谭坳上村劳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