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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示过对报纸工作不感兴趣，也未犯什么错误，他为什么要当着我的副手提出我的去留问题？不过，我心里明白，他对我是必欲去之而后快。果然，当苏辛涛去找宣传部长唐麟打听时，唐即向他宣布，决定调邓钧洪去外交部，出国当文化专员。结果，我并未出国，而是去养病了。
业务争论成了〃反党反领导〃
我离开报社后，接替我的官健平对这位领导曲意奉承，版面上充塞着布告、指示、纯业务的工作经验，搞得报纸死气沉沉，引起广大读者的不满，自然也引起编辑记者的不满。于是，争头条、争版面就成了经常的矛盾。到了1956年3月报道春耕生产时，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报上天天都是纯业务、纯技术的长文，一二万字的文章从一版转到二版，非但霸占了全部地方版版面，甚至连新华社播发的全国性要闻都被挤掉。到最后，竟用头版的近一半的篇幅刊登了业务部门收购鸡毛、废品等几百个品种的名称、价格表，更是引起读者和编辑、记者们极大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报社编委请我回报社作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并在报社内开展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谁知道，我的这个报告后来竟成为〃右派反党集团〃的新闻纲领，这次争论也就成了〃骂省委〃、〃反党反领导〃。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
为了替官健平撑腰，这位省委领导还派了李瑞山、胡继宗、唐麟、华国锋来报社参加争论。但李、胡采取中立态度，华国锋则素来是不到形势定局不表态的，所以在两天的争论中一言不发。只有唐麟按照这位省委领导的意图作了不是结论的〃结论〃：〃报社编委脱离实际，空谈政治。〃我和编委们当即表示不能同意。后来唐麟检查说：〃我怕××同志，所以言不由衷。〃谁曾料到，到了〃反右〃时，凡是反对这个结论的，都被打成〃右派〃，无一幸免。
新总编辑何许人也
接替我出任新湖南报负责人的官健平，是那位省委领导非常器重的人。官健平何许人也？现已查明，他的名字、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心腹，结业后又被提升为工作队的分队长。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工委书记。解放后，官健平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官健平一到报社，就网罗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前采访部主任孟树德。孟树德在任湘潭建设报社长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曾因错误受到党纪处分。新湖南报曾派出记者去搜集他的问题，印发了内部通报。
对这种人，那位省委领导不仅不小心提防，反而加以重用。从而导致反右派时，他们投其所好，使得反右派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他却大加赞赏，他对我们这些受害者说：〃对孟树德我是清楚的，但这次他投机投对了，我们欢迎、支持。你们休要不服。你们看，我马上就要送他去农村，起码改造两年。〃果然，孟树德去了农村，然而两年后，却调回新湖南报升任副总编辑。
〃让你往中间一站，你就成了右派〃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反右派这个大环境，或许那位领导的极左错误还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地步。但是，他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作风，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驱使他在〃左〃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所以，一旦形成气候，便一发不可收拾。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位省委领导曾经盲目引进青森五号稻种，未经试验便大力推广，致使严重减产。照理说，在事实面前应该认错了吧？可他非但不检讨，反而大骂对此有意见的同志。可悲的是，1957年反右派更为他的错误提供了条件，从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位领导打〃右派〃的做法可谓绝无仅有。不信吗？有例为证：他对当时的湖南省广播局副局长陈明说：〃你说你不是右派？！我只要把干部群众叫来，让你往中间一站，你就成了右派。〃于是不仅新湖南报很多同志被这样打成〃右派〃，湖南的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各界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这样打成〃右派〃，受害人数之多，大概在全国名列前茅。直至1_9_5_8_年，当中央下达通知，停止反右派后，湖南仍继续抓人凑数，以期破最高纪录。其实，十年〃文革〃浩劫在那时已开了先河。
值得玩味的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那位领导先是拥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后来一下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俨然是湖南反右倾的主帅。我们这些〃右派〃又成为彭、黄、张、周在湖南的〃爪牙〃。为了搜集彭、黄、张、周，特别是周小舟的所谓〃罪行〃，这位领导把公安厅的领导班子移驻进报社，由官健平统一指挥，把我、苏辛涛等5人软禁在报社，逼供了一个多月，见实在搞不出什么东西，才把我们释放。临释放前，他趾高气扬地说：〃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也有墙脚，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健平）。〃说到得意时，他索性蹲在椅子上：〃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
反右派已成为历史，事过境迁，似乎应该向前看了。然而，旧事重提，并非要清算历史旧帐，也不为了个人恩怨。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新湖南报反右派这一幕历史悲剧中，我们可以吸取不少经验教训，更何况其中有不少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曾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
苏辛涛新湖南报党内右派集团大冤案
1957年盛夏，以中共湖南省委分管农村工作和报纸工作的第三书记周惠为总指挥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新湖南报〃党内右派小集团〃案，是一起特大冤案。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定罪标准特毒。它的定罪标准，不仅像一般反右派错案一样，完全违反了党中央这年10月15日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违反了省委在反右派初期批准本报编委会通过后上报的《本报过去有关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待反右派后恢复整风时再处理的决议》，而且还是以错误整正确的冤案中罕见的典型。它强加于所谓〃小集团〃的罪状，全是把反右派前一年多来本报编辑部关于办报方针争论中的大是大非完全弄颠倒为前提。二、打击面特大。当时编辑部的总人数是14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就依次为50人、20人。再加上反右派初期已有4人被错划为右派（这4人的办报思想和所谓〃小集团〃成员也基本一致），被错划的人数，则共占编辑部总人数的一半还多。未被错划的人，除由周惠在1955年上半年调来的官健平、孟树德二人及以后又调来少数帮助官、孟的人外，也大都在周惠和官健平、孟树德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利诱下，被迫作了各种所谓〃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才勉强过关。参加过办报方针争论即使已调离报社的干部，如调任省文教办副主任的原社长邓钧洪、调往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原编委兼文教部主任李冰封、调任湖南农民报副总编辑的原编委兼农村部主任张雨林、调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的原总编室秘书张式军，以及调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原编委柏原和调往株洲日报工作的编辑刘皓宇等，也皆被揪回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在办报方针争论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宣传部长唐麟、宣传部宣传处长廖意林等，在反右倾中也皆被打成本案受害者的〃后台〃或〃帮凶〃。三、打击时间特长。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省市以上单位是在1957年秋末就基本结束了，但本报却拖到1958年春末才结束。1959年秋，周惠出席完庐山会议，随新任命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湖南，成为在湖南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挥官后，本案的主要成员又被定性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墙脚〃和〃台柱〃，并被软禁在报社，实行逼供。1960年，又制造了一个所谓〃蓝岗反革命集团〃，牵涉到本案的十多人被叫回报社隔离审查。在〃文革〃期间，本案成员受苦难的人更多。四、罪状传播范围特广。这个所谓党内右派小集团被揪斗初期，新湖南报除在1957年8月19日用一、三版篇幅发表了一篇社论和一篇长新闻，8月24日又发表了一篇新闻外，本案制造者还要新华社湖南分社发了一条消息，让国内外报纸采用。五、受的处分特重。本案成员，除党团员皆被开除党籍、团籍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和被撤职、监督劳动的就各占蒙冤总人数四分之一强；被撤职降级的几近总人数的一半；还有个别人被判刑。六、冤死的人特多。直接因为是本案成员而冤死的就有蔡克诚、欧阳楠、刘凤翔、黄德瑜、张少锋、李长恭 、邹超七人，间接受本案株连而冤死的有廖意林等人。七、摘帽时间特迟。如苏辛涛的摘帽时间是在他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个月之后，即1979年3月。
这一冤案涉及的问题，都是关系党报方针任务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如果不把其中的大是大非弄清楚，就不可能实现〃以史为鉴〃的目的，因此，为了把以往的错误变成今后正确的先导，很有必要对这一冤案的来龙去脉，作出实事求是的回顾。
争论的经过和焦点
双方能够较平等、自由进行争论的时期，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6年春。争论的起因，是已分管农村宣传近半年的官健平、孟树德向报社农村部布置这年春季的农村宣传时，竟置党中央历次关于办报方针的规定和省委制定的有关这年春季农村工作文件（即本报这年1月18日刊出的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的决议和省委书记胡继宗在会上的报告、1月19日刊出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的决议、2月24日和3月4日先后刊出的省农业劳模会议的文件、3月31日刊出的省委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指示等）于不顾这些文件，反复提到的把抓好〃思想发动〃作为搞好农业社和农业生产的关键，而只单纯宣传某些农业社的定额包工经验和农业生产技术。2月底到4月中旬末，这两项报道的数量，竟占农村报道总数的49％，在3月更占66。42％。见报的稿子，又是开中药铺式的长篇文章，既没指出这些经验技术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也没指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