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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围观者渐渐散去，蔡元培回到办公室。可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坚持要求取消讲义费，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教务长顾孟余出来打圆场，答应考虑延期收费，这才算将事情解决，平息了这场著名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在自述中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十八日少数学生暴动”。事后，蔡元培深感焦虑，表示立即辞职。学生们得知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蔡校长之策，学生踊跃参加，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挽留校长，台下嘘声一片，反对者竟至上台殴打，发生冲突。下午在原地重新集会，事前声明系商议挽留校长会议，不同意者不许参加，到场人数更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对滋事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召集教授会议，决议将为首滋事的学生冯某开除学籍。可是，伤心失望的蔡元培仍然决定赴欧旅行，再由蒋梦麟代理职事。“讲义券事件”后，因北大学生对过激分子的捣乱有所警觉，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起过风波。
在清华，“五四”过后也频起风潮，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接连被学生列队“欢送”离校，其后的校长罗忠诒则根本未敢到差，便就被学生驱逐了。清华学子梁实秋后来评述：“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讨厌的荒唐行为。”〔9〕“五四”时期，学生上街游行时砸车烧楼，甚至迁怒于章宗祥之子捣毁其床铺，翻摔其衣箱，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富人，都远远驶离了理性之轨，暴露出难以掩饰过火失控的狂躁情绪。
事实上，学生中也绝非纯净一片，也有三六九等之别。多年后，蒋梦麟从亲身经历出发，对学生运动有一段总结：“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10〕如从“五四”学潮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后来并未从政，以知名学者与教育家身份行世。而那些想利用学潮捞起什么的鬼头鬼脑者，不但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终身一事无成，而且还害得他人心情浮躁，只能去从政。
从宏观上，蒋梦麟于1923年底在《北大之精神》中称：虽然北大屡经风潮能够巍在独存，乃是因为两大原因——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但是“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11〕。这当然也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种引申。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应该有能力认清了：思想自由并不等于行动自由，大度包容也是有范围的，学术上的“和而不同”毕竟不能代替必须作出选择的法律政策，个性发达也不能突破一定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见从心底深处，蔡元培既同情“五四”事件中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也敏感地意识到其中所裹挟的负面效应。对待这一重大事件，他的内心相当复杂苦涩，很难简单地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下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的智者之虑已为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王元化在深思后总结：“五四”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具体表现为思想极端与失去宽容。价值观念的单一化与极端化，最终形成社会行为的绝对化与排斥性，以致越走越偏。
注释：
〔1〕杨晦：《五四那天》。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小品》（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7页。
〔2〕〔3〕〔4〕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4、173页。
〔5〕〔6〕〔10〕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6、132、133页。
〔7〕参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8〕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岁月》（《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9〕梁实秋：《清华八年》，引自杨杨、陈引驰、傅杰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文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6页。
〔11〕转引自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喟叹一声罗家伦
？ 张晓唯
“五四”运动使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三人一时间蜚声海内，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活跃在民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均有一番作为和表现。
一
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年方三十一岁，以现今的标准而言，几乎还是一个青年。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这个年龄显然有些稚嫩，质言之，不大容易服众。他出身于北大，由于蔡元培先生设法而获得上海实业界巨子穆藕初资助，得以远赴美欧，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及柏林、巴黎和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留学旁听，却不曾读得正式的学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傅斯年颇为相似。
罗家伦考入北大之前，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在此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后来又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这层渊源关系在他于五四前后展露才华后似乎得到某种“升华”。1926年他留学归来曾短时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的同事方东美明显感觉到罗“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随即进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氏执笔，其后他又担任了权力极大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济南事件”中曾经受命作为“军使”与日军严正交涉。显然，罗家伦已经成为新政权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北伐军进入北平，重要的教育机构清华的校长人选必定是个“非常人物”，据说各方推荐的人选一时竟有三十余位之众，清华教授赵元任亦在其中。罗身居权力核心，又得到大学院长蔡元培提名推荐，于是拔得头筹。正因如此，有的清华学生认为“罗家伦是假政治势力来长校”。
即令如此，清华师生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心疑惑之后，对这位“新兴势力”委派的校长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欢迎姿态。久经内战和动荡的北方学府瞩望积极的变化和安定，知识界对南方的北伐也大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罗家伦本人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声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代理校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及全体学生迭电南京，催促新校长到校视事。鉴于由清华校友组成的“清华同学会”部分人提出“清华人治清华”以阻隔罗任校长的言论，清华大学（在校）学生会特别发表宣言：“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长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以示其立场与前者有别。学生会代表傅任敢等还专程南下晤罗，商议“清华基金绝对独立”、“完全收归大学院管辖”、“裁撤冗员”、“免除学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希望罗以全副精力办理清华”。罗答复：“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同时表示，要多聘好教授来校，拟聘胡适、钱端升、吴正之等，还要在“本学期恢复军操，同学应受严格军事训练”。对此，学生代表并无异议。罗家伦到校就职的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显示出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终极意愿。
他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四十余人中得到续任聘书的只有十八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教师被解聘。另行增聘的近三十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者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虽然此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罗家伦却不为所动，声言“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他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一事，其执拗与强行突破的作风，令世人印象深刻而感慨再三。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教师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
旧时的清华学校有一特殊现象：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这是由于学校归外交部管辖，校内的许多职员原本是外交部的官僚，其来头比一般教员要大，他们掌控着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过教师。当年校内的称谓乃是“职教员”，也可谓实至名归。罗家伦来校后发现，“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力太大”，职员数比国内其他高校几乎多出一倍，职员薪金竟有每月四百元者，高于多数教授的收入。尤有甚者，作为“清华最高机关的评议会及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大多为各部职员，而非各系教授”。从近代大学的“通例”来看，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他随即裁撤冗员，将职员数由九十五人减至七十二人，当年度职员薪水总额实际削减一万五千九百余元。与之相应，有效地改善教授待遇，一定幅度的上浮教师薪水，拟定正教授的薪俸以三百六十元至五百元为度。罗家伦意识到，“清华要想吸收一部分人才，势非亦改善教授待遇不可”。不仅如此，他在到校两个月后便召开了第一次教授会，同时选举评议员，以便组成新的评议会，从基本体制方面推进教授治校。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原先的“职教员”也就渐渐地改称“教职员”了。
二
冯友兰所说的罗氏在清华推行“军事化”失败得最彻底，是指罗家伦到校半年内对学生厉行军训，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罗氏在清华最终落得“恶名”，与这一败笔大有关联。清华的资金来源独特而雄厚，使得那个时代的该校学生每人每年要耗用校款约一千二百元，而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学生每年耗用的校款仅约三百元，社会上视清华为“贵族学校”也就不奇怪了。罗家伦所提出的“平民化”，显然是有的放矢。然而，清华学生活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