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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无疑是这样。
苏：我的好朋友啊！他们也没有足够地听到过自由人的正当论证。——这种论证目的在于想尽一切办法为得到知识而努力寻求真理，而对于那种只能在法庭上和私人谈话中导致意见和争端的狡黠和挑剔是敬而远之的。
阿：他们是没听到过这种论证。
苏：因为这些缘故，且由于预见到这些缘故，所以我们尽管害怕，还是迫于真理，不得不宣称：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我认为没有理由一定说，这两种前提（或其中任何一种）
是不可能的。假如果真不可能，那么我们受到讥笑，被叫做梦想家，就确是应该的了。不是吗？
阿：是的。
苏：因此，如果曾经在极其遥远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我们所不知道的遥远的蛮族国家，或者以后有朝一日，某种必然的命运迫使最善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我们就准备竭力主张：我们所构想的体制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或将会实现的，只要是哲学女神在控制国家。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认为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是件困难的事情。
阿：我也这样认为。
苏：你的意思是说：大众不这样认为？
阿：是的。
苏：我的好朋友，别这么完全责怪群众。你如果不是好斗
地而是和风细雨地劝告和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对学习的恶
感，向他们说明你所谓的哲学家是指什么样的人，象我们最
近做的那样给他们说明哲学家的天性和哲学家所从事的学
习，让他们可以看到你所说的哲学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人，那么，他们是一定能改变看法的。或者，即使象他们那样考察哲学家，你不认为他们还是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和对问题答案的吗？或者，你认为一个人会用粗暴对待温文的人用嫉妒对待不嫉妒的人吗，如果他本人原是一个不嫉妒的和温文的人？让我来代你回答：如此粗暴的天性是只能在极少数人身上出现，不会在多数人身上出现的。
阿：你可以相信，我赞同你的看法。
苏：你不同样赞同这一点吗：群众对哲学恶感的根源在
伪哲学家身上？这些人闯进与他们无关的地方，互相争吵，充满敌意，并且老是进行人身攻击——再没有比这种行为和哲学家不相称的了。
阿：是最不相称的。
苏：阿得曼托斯啊！须知，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实存在的人是的确无暇关注琐碎人事，或者充满敌意和妒忌与人争吵不休的；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看到这种事物相互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动着，因而竭力摹仿它们，并且尽可能使自己象它们。
或者说，你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称赞的东西能不摹仿吗？
阿：不可能不的。
苏：因此，和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哲学家，在人力许可的范围内也会使自己变得有秩序和神圣的。但是毁谤中伤是无所不在的。
阿：确实是的。
苏：那么，如果有某种必然性迫使他把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实际施加到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的人性素质上去，塑造他们（不仅塑造他自己），你认为他会表现出自己是塑造节制、正义以及一切公民美德的一个蹩脚的工匠吗？
阿：绝不会的。
苏：但是，如果群众知道了我们关于哲学家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们还会粗暴地对待哲学家，还会不相信我们的话：
无论哪一个城邦如果不是经过艺术家按照神圣的原型加以描
画，它是永远不可能幸福的？
阿：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不会粗暴对待哲学家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这个图画怎么描法呢？
苏：他们将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象拿起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擦净；这不是件容易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
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在得到一个干净
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肯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
阿：他们对的。
苏：擦净之后，你不认为他们就要拟定政治制度草图了吗？
阿：当然是啰。
苏：制度拟定之后，我想，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大概会不时地向两个方向看望，向一个方向看绝对正义、美、节制等等，向另一方向看他们努力在人类中描画出来的它们的摩本，用各种方法加上人的肤色，使它象人，再根据荷马也称之为象神的那种特性——当它出现于人类时——作出判断。
阿：对。
苏：我想，他们大概还要擦擦再画画，直至尽可能地把人的特性画成神所喜爱的样子。
阿：这幅画无论如何该是最好的画了。
苏：到此，那些你本来以为要倾全力攻击我们的人，是不是有点相信我们了呢？我们是不是能使他们相信：这位制度画家就是我们曾经称赞过的，当我们建议把国家委托他治理时曾经使他们对他生气的那种人呢？当他们听到我刚才所说关于画家的这些话时是不是态度会温和点呢？
阿：如果他们是明白道理的，一定温和多了。
苏：他们还能拿得出什么理由来反对呢？他们能否认哲学家是热爱实在和真理的吗？
阿：那样就荒唐了。
苏：他们能否认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天性是至善的近亲吗？
阿：也不能。
苏：那么，他们能否认，受到合适教养的这种天性的人，只要有，就会是完全善的哲学家吗？或者，他们宁可认为我们所反对的那种人是完全善的哲学家呢？
阿：一定不会的。
苏：那么，当我们说，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当我们这样说时他们还会对我们的话生气吗？
阿：或许怒气小些。
苏：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们不单是怒气小些了，而是已经变得十分温和了，完全信服了，以致单是羞耻心（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也会使他们同意我们的论断了呢？
阿：一定的。
苏：因此，让我们假定他们赞成这个论断了。那么还会有
人反对另一论断吗：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生而有哲学家天赋
是可能的事情？
阿：没有人反对了。
苏：这种哲学天才既已诞生，还会有人论证他们必定腐败吗？虽然我们也承认，使他们免于腐败是件困难事，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所有这些人之中就永远不能有那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
阿：怎能有人这样断言呢？
苏：但是的确，这样的人出一个就够了，如果有一个城邦服从他，他可以在这里实行其全部理想制度的话，虽然眼下这个制度还没人相信。
阿：是的，一个人就够了。
苏：因为，他既成了那里的统治者，把我们描述过的那些法律和惯例制订出来，公民们情愿服从——这的确不是不可能的。
阿：的确。
苏：那么，别人赞同我们的看法，这是什么奇怪的不可能的事情吗？
阿：我认为不是。
苏：再说，既是可能的，那么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这些事是最善的。
阿：是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苏：因此，我们关于立法的结论看来是：我们的计划如能实现，那是最善的；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
阿：结论是这样。
苏：既然这个问题好不容易结束了，我们不是应该接下去讨论其余的问题了吗？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制度的救助者如何产生，亦即通过什么学习和训练产生？以及，他们将分别在什么年龄上着手学习每一门功课？
阿：是的，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苏：我在前面故意规避了娶妇生子和任命统治者这个难
题，因为我知道完全绝对的真理会引起忌恨并且很难实现。但是回避并没什么好处，因为事到如今还是照样得讨论它们。妇女儿童的问题已经处置了，关于统治者的问题可以说要再从头讨论起。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说过：当他们被放在苦和乐中考验的时候，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爱国的，必须证
明无论是遭到困难还是恐怖或是其他任何变故时都不改变自
己的爱国心；不能坚持这一点的必须排斥，经受得住任何考验而不变的，象真金不怕烈火那样的人，必须任命为统治者，让他生时得到尊荣，死后得到褒奖。这一类的话我们曾大略地讲过，但当时由于担心引起刚才的这场争论，我们把讨论悄悄地转移了方向。
阿：你说的完全是真的，我记得。
苏：我的朋友，我们当时没有敢象现在这样大胆地说出这些话。现在让我们勇敢地主张：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
阿：好，就是这个主张。
苏：你要知道，这样的人自然是很少数，因为，各种的
天赋——我们曾主张他们应具备它们作为受教育的基础——
一起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各种天赋大都是分开的。
阿：你说的什么意思？
苏：敏于学习、强于记忆、机智、灵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还有进取心、豁达大度，你知道它们是很少愿意生长到一起来，并且有秩序地和平稳定地过日子的，一个全具这些品质的人会在偶然性指挥下被灵敏领着团团乱转，于是失去全部的稳定性的。
阿：你的话是真的。
苏：可是，一个天性稳定的人——人们可能宁可信任这
种人——在战争中诚然是不容易为恐怖所影响而感到害怕
的，但是学习起来也不容易受影响，仿佛麻木了似的，学不进去。当有什么智力方面的事需要他们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打瞌睡打哈欠。
阿：是这样的。
苏：但是我们曾主张，一个人必须兼具这两个方面的优点，并且结合妥当，否则就不能让他受到最高教育，得到荣誉和权力。
阿：对。
苏：你不认为这种人是不可多得的吗？
阿：当然是不可多得的。
苏：因此，他们必须被放在我们前面说过的劳苦、恐怖、快乐中考验，我们现在还需加上一点从前没有说过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放在许多学习中“操练”，注意观察他们的灵魂有没有能力胜任最大的学习，或者，看他们是否不敢承担它，正如有的人不敢进行体力方面的竞赛一样。
阿：你这样考察是很对的，但是你所谓的最大学习是指什么？
苏：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在辩别了灵魂里的三种品质之后曾比较研究了关于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