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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绝密档案-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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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两个人。官方称1966年2 月的这次审判是一次公开审判,两位被告都“充分‘
享受他们的权力。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的,”这些权力包括被当局一手挑
选的近70名听众嘲笑的权力……以及只听诉讼方报告案情的某些细节,而被告方的
有关人员因为没有通行证而不能进人’公开法庭‘辩解的权力“。但是这些事先安
排好的程序却因为被告的不合作而被打乱了。与其他苏联传统的公开审判不同,西
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既没有承认有罪,也没有表现出悔过。
    尽管有事先安排好的“听话的”听众,但是整个起诉显然还是被被告的勇气和
口才所破坏。西尼亚夫斯基揭露这起诉讼案从一开始就是在混淆是非,把虚构的文
学作品中的观点与作者本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中途被打断之前,他也提及了安装在
自己住处的窃听器。而公诉人,不顾自己思想的混乱以及对法律的理解的模糊,最
后竟然十分可笑地指责他们两人的作品:“它们给最神圣、最纯洁的事物——爱、
友谊和祖国——抹黑。他们作品中所描述的女人都是怪物和婊子,而男人则都十分
放荡。”但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还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
里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现今这个时代
尤其严重,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加剧,国际反动势力的宣传机器与情报
机构串通一气,正高速开动起来,用极端虚无主义毒害我们的年轻一代,不择手段
地把它们的触角伸入我们的文化领域……
    结果,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劳教7 年而丹尼尔被判5 年。
    官方宣布要公布审判记录,却始终未见公布,这更加说明这件案子的证据非常
不充足。但是,被告的支持者们收集整理的一份非官方记录却在西方发表了。为了
对那些因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而走到一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渗透,中心
挑选了两名年近30的特工——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传科诺戈(代号达诺夫)
    和他的妻子叶连娜。季莫费耶夫娜。费奥多罗娃(代号达诺娃)。传科诺戈报
告说,在西方出售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是克格勃的特工,企业家尼古
拉。瓦西里耶维奇。季亚科诺夫(代号果戈尔)安排的。此人曾供职于《消息报》
社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据传科诺戈的一名内线称,季亚科诺夫是一
个“真正的胆大妄为的人”,他买卖外汇,还把苏联的抽像派画作和没有出版的文
学作品卖给西方商人。
    虽然克格勃显然认为起诉季亚科诺夫将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调查后,1968年1 月,它还是将编辑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
录及其他文件的四名年轻人推上法庭进行审判。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是:亚历山大。
金茨堡,尤利。加兰斯科夫,阿列克谢。多布罗沃尔斯基和藏拉。拉什科娃。其中
金茨堡和加兰斯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地下出版物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对他们的审
判程序与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程序如出一辙。旁听审判的听众也是经过克
格勃挑选的,而且禁止被告要求传唤证人进行对证。两个主要的被告全茨堡和加兰
斯科夫这一次也拒绝与这种装模作样的公审合作;他们俩分别被判5 年和7 年劳教。
受这些被告在审判时的勇气及西方媒体的鼓励,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莎。博戈拉兹和
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向国外记者发表了一份谴责这些审判的激
情洋溢的声明,并要求记者们“尽快出版并且通过电台播出”。后来,传科诺戈报
告称,1969年莫斯科红场的那场针对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小规模游行示威
也是拉里莎。博戈拉兹组织的。这一次,利特维诺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劝阻
过她,但当她坚持要干下去时,他们中只有1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可以想见的是,
克格勃驱散了这次游行并且逮捕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
    那个时候,最令苏联当局担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克格勃给他的代
号是“蜘蛛”)还没有遭到被逮捕的厄运。这其中他的名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描
写劳教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使得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
个默默无闻的数学、物理老师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经赫鲁晓夫亲自同意,这
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1965年9 月,在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之后不久,在对
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的一次大扫荡中,克格勃发现并查收了索尔仁尼琴为安
全起见保存在朋友家里的书稿。克格勃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书稿证明
“索尔仁尼琴沉溺于带有政治破坏性的言论并且散布谣言”。但克格勃主席弗拉基
米尔。谢米恰斯特内和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知名作家。
最后只得把索尔仁尼琴的书稿交给作家联盟,而作家联盟在18个月内也没有像他们
所希望地那样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任何责难。等到1967年3 月,当苏共中央委员会再
次提到这件事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将他最新完成的新小说《癌病房》送到了西方,
而且他关于劳教生活的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也即将完稿。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内
部,19 67 年夏天接替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提出应该采取
“果断措施”
    来制止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门年中,安德罗波夫一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领导层中
最大的敌人。在出任克格勃主席的第一年直接参与镇压匈牙利起义的经历以及有关
“布拉格之春”的间接经验,都使他确信,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主要威胁之一来自西
方主使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敌人对反革命分子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破坏活动,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反苏联和其他的敌对组织,
并企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就是明证……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一个新的克格勃五局来监控并镇
压各种持不同政见者。该局内还专门设有一些部门来监视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民
族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犹太人。
    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成为困扰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颠覆分子在1970年
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
备忘录附有一份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草案,鲁坚科也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分析索尔仁尼琴的材料与他的作品,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
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政治敌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后,索尔仁尼琴如果还继续在苏联居住的话,他的地位将更加巩固,并使得他能
够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能够说服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勃列日涅夫更赞成其亲
信、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的反对意见。这位部长在1971年秋天提出,应该争
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起诉他:“我们高级领导人中的某个人需要和索尔仁尼琴坐
下来谈一谈,需要把起诉在他嘴里留下的尖刻口吻去掉。”勃列日涅夫在谢洛科夫
的备忘录中的一些评论下面划了线——显然是表示赞成的意思——而这份备忘录对
安德罗波夫来说则无异于诅咒: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以前
在对待这些文艺界人士方面的错误……“索尔仁尼琴问题”是那些管理文学界的人
造成的,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公开处
死我们的敌人,而应该靠拥抱令他们窒息。
    从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就开始对付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指
控谢洛科夫犯有贪污罪,但是在审判之前,谢洛科夫就自杀了。
    在1971年秋天的时候,安德罗波夫知道自己是不能公开反对勃列日涅夫所同意
的事情的。但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1972年3 月,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更多的“不可
辩驳的”证据来说明索尔仁尼琴“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苏联政府为敌的道路并
且不顾一切地斗争着”。安德罗波夫试图用这些证据说服苏联政治局同意驱逐索尔
仁尼琴。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虽然也同意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堕落分子”,
它却不打算驱逐他。这一决定无疑使安德罗波夫极端失望。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另一个最令安德罗波夫感到麻烦的人就是核物理学家及苏
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苦行僧”,他是苏联的氢
弹之父,三次获得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虽然失宠于科学管理机构,但他在茹
科夫卡保留着一套官方别墅,同时在莫斯科还有居所。1970年末,萨哈罗夫和另外
两名物理学家瓦列里。恰立泽和安德烈。特维奥尔多赫列波夫成立了人权委员会,
并且说服索尔仁尼琴(虽然不是十分积极)做他们的通信会员。和索尔仁尼琴一样,
萨哈罗夫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使得克格勃不可能像对付其他无名小卒一样自由处置
他。萨哈罗夫的克格勃档案荒谬地声称,萨哈罗夫“运用自己的声誉影响司法机关
的决策,并在审判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之类的反社会分子的过程中制造混乱”。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于1972年1 月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伪造他本人和其他
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进精神病院治疗的证据。令克格勃真正担心的是,萨哈罗夫
和他的委员会虽然不能完全阻止苏联政府滥用司法程序,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
种做法。
    1972年10月,37岁的特工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科特利亚尔,代号“伯特兰
德”,取得了萨哈罗夫的信任,并且与萨哈罗夫及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建立了中
心所谓的“相互信任关系”。科特利亚尔出生于法国,他成功的将自己的身份改变
成一位名叫“阿兰。布科”、过去10年中一直在墨西哥工作的法国考古学家。他成
功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不断提供有关萨哈罗夫及其妻子邦纳的情报,使得克格
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和他的副手尼卡申对他十分赞赏。同样,
克格勃也曾试图在索尔仁尼琴身边安插特工,这其中就有经常去国外演出的钢琴家
米罗卡。科科尔尼亚(代号就是米罗卡)。1973年,克格勃试图说服索尔仁尼琴在
访问西方时能带米罗卡随行,但是没有成功。
    1973年夏天,克格勃终于成功的进行了一次公审。在这次公审中,被告们都像
斯大林主义时代那样进行了自我控诉,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也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打击。在这次苏联司法当局传统的、滑稽的审判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出版地下
出版物《时事实录》的组织的主要成员彼得。亚基尔和维克托。克拉辛。亚基尔是
一位军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大恐怖时代被杀,他也在监狱中度过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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