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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旋风”的情报。毫无疑问，乌奇捷尔并不知道他的大学同事中至少有一人——
代号马里奥的核物理学家——也是克格勃间谍。另一名学者——在意大利和美国进
行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卡尔俾的活动基地看来也在这同一所大学。
作为克格勃间谍或合作者的苏联科学家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他们的西方同行与他
们进行秘密合作，他们通常使用的办法是答应提供金钱和给予接触苏联有关研究领
域的方便。列宁理工学院的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教授（间谍
艾温）与意大利一家研究所的高级人员库隆于1976年9 月12日达成的协议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鉴于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获取其他国家有关研究信息的紧
迫性，列宁理工学院一方以负责与外国科学联系的副院长V。A。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名
义与另一方意大利研究所，以其所长科学顾问库隆教授的名义，就以下内容达成协
议：（甲）库隆教授同意利用自己的以及列宁理工学院的设施，协助列宁理工学院
获取有关应用电子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技术信息。这些科学技术信息应是未在刊物上
发表过的报告或文章，或企业根据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汗局的五个
主要目标）的企业或科学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得出的材料。如果该信息是绝密的，
则在私下会面时亲自转交给列宁理工学院的副院长或其代表，会面可以安排在双方
同意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进行。副院长的要求将以一份单独的清单形式提出。
列宁理工学院愿以任何货币为所得到的资料支付……
（乙）列宁理工学院一方将协助库隆教授在苏联内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并
为他安排访苏邀请以便了解苏联其他研究机构和开展合作研究，并熟悉大型水电站
和输电线。
库隆及其克格勃联系人之间的大多数会面是在瑞士进行的。尽管库隆看来一直
保持着一种绝密的联系，但是从对其他西方科学家采取的类似做法看，他们有时会
被发展为间谍。
1981年8 月5 日，驻意大利X 线最高级官员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被不公开的
驱逐，使克格勃在那里的科技情报活动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这不可避免地使克格
勃担心乌奇捷尔和其他间谍已被意大利反情报机关发觉。中心对此次驱逐的调查做
出了三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库兹涅佐夫于1970至1975年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期间的
某些科技情报行动暴露了；二是他把科技情报工作与他担任的北意大利苏联侨民区
安全官员的工作混淆在一起，暴露了他驻米兰公使的掩护身份；三是他在米兰和都
灵之间的频繁往来引起了怀疑。直至1982年中心调查“费尔韦尔”一案时，才意识
到导致库兹涅佐夫覆灭的泄密可能来自T 局内部。
截至70年代，克格勃驻罗马和巴黎情报站招募的大部分评价最高的PR线间谍都
是记者。米特罗欣所记档案中，有一份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初招募的收
人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的13人名单。收人最丰的六个人每人每月都收到240 卢布的
硬通货，其中三个人是记者：弗朗克发展于1966年，他在一家大报担任高职；波德
维日内（“敏捷”），他也是一位知名记者；斯塔热尔（“实习生”）发展于1969
年，他在一家新闻社的罗马分社工作。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240 卢布的其
他三名间谍是：达里奥，他是在外交部发展间谍的老手；涅梅茨（“德国人”），
是一位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奥兰多，从米特罗欣的笔记中不能明确判定他的身份。
1977年初，罗马情报站拿第二个档次报酬的有六人，他们每人每月得到170 卢
布。
这六个人中，阿塞罗的职业不详；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他的身份并表示他被
招募的时间可能不迟于1969年，但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细节。在职业明确的五人中，
有三人——菲德里奥、雷纳托和马夫尔是记者。雷纳托是一家期刊的编辑，1974年
被招募为间谍，菲德里奥是一家新闻社的社长，1975年被招募为间谍。比雷纳托或
菲德里奥当间谍早几年的马夫尔是罗马一家大型日报的左翼记者，同时也是一名间
谍发展人员。他发展的成员有公务员阿拉尔多。据马尔夫说，阿拉尔多认为整个意
大利政坛是个“贼窝”，而且很高兴通过出卖机密文件能分上一杯羹。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170 卢布的另外两名间谍，一个名叫洛雷托，是
一名毛泽东主义斗士，他提供中国与其在西方左派中的支持者的联络情报；另一个
名叫梅采纳特广庇护人“），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公务员，据估计其动机纯粹是为了
挣钱。1977年1 月，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最重要的间谍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代号是图
里斯特，他每月拿150 卢布，是一名报纸出版人。情报站支付最多的13名间谍中共
有七人是记者，每月收人在150 至240 卢布之间。如同在巴黎一样（那儿的大部分
克格勃评价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也都是记者），中心对他们作为影响间谍的潜力可
能估计过高了，从而导致它在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1977年8
月，中心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的一份报告断定，它拥有”一个有效而且可靠的
间谍网“，它在外交部、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主要政党内都有人。情报站每月从
它的间谍那儿得到40至50份情报报告。不过，有人批评它相对缺乏针对美国、北约
和欧共体目标的情报。中心对该情报站的影响行动评价最高：”它的间谍采取的积
极措施，包括有些大规模行动都很成功。“1977年，利用伪造文件攻击卡特政府人
权政策的”渐强音“行动和针对中国的”和尚“行动都受到了特别表扬。
1977年，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实施的积极措施的年度统计如下：发表在资产阶
级出版物上的文章：43篇散发材料：l 次起草信件：2 次口头传播信息＊次影响谈
话J 次促成访谈：l 次电视上镜：2 次促成展览：l 次鼓动议会质询：2 次鼓动呼
吁：2 次当然，此类统计数字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能够证明它们所指的这
些积极措施对意大利的舆论有切实的影响。不过，米特罗欣所见档案中并无迹象表
明克格勃对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进行的积极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进
行过严肃认真的评价。相反，西方对美国政策某个方面的意见或同情苏联的任何迹
象，都可以被不加批评地随手抓来作为克格勃行动成功的证据。正如夸大积极措施
的成绩对情报站有利一样，向政治局报告这些成绩也同样符合克格勃总部的利益。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1 月收入最高的意大利政治情报间谍在随后的五年
内至少有一半从克格勃的工资单上被除名或退休。第一个离开的是图里斯特。1977
年，图里斯特显然是由于有证据表明苏联践踏人权而大失所望，提出各种借口拒绝
合作，并于同年底断绝了与克格勃联系。据他的联络员称，他“未能正确理解和解
释苏联教徒和东正教会本身的处境情况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换句话说，图
里斯特是由于苏联对宗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而疏远克格勃的。米特罗欣看了图
里斯特的档案后，觉得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全心全意的克格勃间谍。
1978年克格勃发现菲德里奥与匈牙利情报机关有定期联系（而且毫无疑问接受
该机构的钱财），还发现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情报机构也有来往，从此以后他
被剔出间谍网。1979年达里奥退休，次年梅采纳特退休。与此同时，雷纳托和弗朗
克就像图里斯特一样，也开始变得甚为失望。1980年，雷纳托被冷冻起来，最初打
算只冷冻他四年，但没有证据表明与他的联系后来得到恢复。弗朗克的情况也不妙，
他的联络员抱怨说，在苏联1979年间月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镇压波兰团结工会后，
他很容易“受到反苏宣传的影响”。另据报告，弗朗克还与一名因参与红色旅而被
捕的人有瓜葛。1982年，他被清除出间谍网。
数年前弗朗克曾是克格勃报酬最高的意大利间谍之一，他的失望是克格勃A 局
试图在80年代初设计新的影响行动时所面临的问题的缩影。没有那份克格勃报告敢
于指出，积极措施不可能修复入侵阿富汗和镇压团结工会对苏联形象的损害。
80年代初中期，克格勃在意大利和法国最有效的积极措施如同在整个西欧一样，
是一些利用反美情绪和恐惧核战争的公众潮流的行动。尽管核军备竞赛的始作确者
是苏联于1978年部署SS－20导弹（新一代中程弹道导弹）的决定，但是西方和平运
动对北约随后做出从1983年开始在欧洲部署潘兴一＊和巡航导弹的决定，批评得更
多。正如密特朗有一次直截了当说的那样：“导弹在东方，但和平抗议在西方。”
完全有理由相信但很难证明的是，经克格勃积极措施强化的苏联持续不断的和
平宣传，鼓励（如果不是引诱的话）西方大部分和平运动分子更多地关注里根及其
北约盟国而不是苏联造成的核威胁。1984年2 月，在回顾前两年的积极措施时，克
留契科夫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高干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在支持大批国外非官方组织
如和平运动为反对美国政府实施军国主义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心自信它现在具有对西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反映在1984年它为
积极措施制定的头三个重点中：——反对美国和北约破坏现有军事战略平衡并获取
对苏军事优势的企图；破坏帝国主义集团的进攻性活动和他们准备核导弹战争的计
外…。。
——加深北约内部的不和……
——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美国发动战争的计划，以及它拒绝诚心诚意地与苏联
就限制军备进行谈判的做法；鼓励西方反战和反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让更多有影
响的政界和公众人物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鼓励这些运动采取更具决定
性的协调行动。
这是戈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前一年的事。
由于东西方的缓和以及苏联内部实行“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
在西欧的积极措施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显然担心西
方对克格勃假情报的揭露可能损害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8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积极
措施之———声称爱滋病毒是由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被莫斯科正式放弃。
不过，这一说法继续在第三世界和部分容易轻信的西方媒体上又传播了好几年。
在80年代后期，苏联统战组织的欺骗性被越来越多地揭露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89年承认它90％的收人来自
苏联后，也丧失了大部分信誉。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在一道“克格勃主席令”中承认，积极措施的成效和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积极措施的信心出现了严重下滑：各情报站接触西方国家大众传
媒的机会非常有限，获取新的活动点的工作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