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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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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手软是不时兴的,至少霍家的一个成员为了保卫家族的利益而准备于到 
  底。不久,皇后怀孕;霍光之妻霍显巧作安排把她毒害,她于公元前71年3 
  月1日痛苦地死去。一年后,霍光之女取代她为后。 
       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他的埋葬奢侈豪华,随葬的陈设和服饰,如玉衣 
  等,一般是皇室成员所专用的。如果史料可信,在葬礼上,他的近亲行为傲 
  慢无礼,大事铺张,炫耀他们认为他们掌握得非常牢固的权力;历史学家在 
  津津乐道如此明显的目空一切的事例所招致的报应时,可能夸大了这些细 
  节。不久,有人对霍家掌权提出了抗议。皇帝开始第一次过问国务了。霍光 
  之子霍禹和侄孙霍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们的爵号和权力,而两名曾经敢于 
  批评霍家的政治家则脱颖而出:张安世任尚书令;当时最干练的魏相在正当 
  丞相的权力和尊严得以恢复之时被任命为丞相(公元前67年)。 
       当许后之死的真相泄露时,危机来临了。霍光只是在事情发生后才了解 
  真情;他被这个消息弄得惊慌失措,所以未把此事上报,他的妻子,可能还 
  有他自己,因而没有陷入法网。霍光死后,霍家的主要成员才发现已经发生 
  的事。皇帝显露了他的真正的感情,指定许后被立为后之前所生的刘姡�
  子(公元前67年阴历四月);在贬谪霍光亲属的同时,许后之父被授予显赫 
  的爵号。 
       这时霍家充分地注意到了所处的严重的危险境地,并且知道唯一的生存 
  机会是谋反。搞了两次阴谋,一次是谋害丞相,另一次是废黜皇帝而以霍禹 

② 这个事件的主要史料为《汉书》卷五九和卷六八。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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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这两次企图都得到了以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的支持;太后为霍光的 
  外孙女,她的诏书在公元前74年曾被非常有效地利用过。但这一次霍家却不 
  走运。阴谋的消息泄露了;霍家的主要成员被清除,他们或是被处决,或是 
  自杀。霍显之女作为皇后在霍家所有成员中似乎最有实力,但也被废(公元 
  前66年9月)而搬出皇宫。只有霍显的外孙女,即未满25岁的昭帝的遗孀 
  获准免于一死;她最后死于公元前37年。 

                         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前81年 

       毫无疑问,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多次在一起讨论过当前的政治问 
  题。难得的是,我们掌握了公元前81年正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文字 
  记载。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是广泛的;与会的人奉命考虑黎民百姓正在遭受 
  的苦难;虽然《汉书》暗示讨论涉及的不过是国家专卖问题,但那些参加争 
  论的人审议了远为重要和根本的事情。 
       结论从下一个皇帝时期桓宽所编的辩论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结 
  论与这次讨论本身相隔的时间不长。《盐铁论》以对话形式写成;它无疑对 
  辩论进行了理想化的和戏剧性的描述,其中一些分歧的问题可能是用比会议 
  本身的内容更为极端的字眼表达出来。代表政府的时新派发言人形成争论的 
  一方,其中可能包括桑弘羊;另一方由政府的批评者组成,他们代表改造派 
  的思想状况。桓宽的记载有倾向性,留给批评者的篇幅多于留给代表政府的 
  发言人,可以看出后者几次在辩论中被驳倒。但是,辩论的直接后果与这类 
  结论并不相符,因为只有京畿区的铁官和国家的酒类专卖官署被撤消。鉴于 
  辩论的记载及它的实际结果有出入,《盐铁论》是否如实记录以及它的正确 
  程度就值得怀疑;但它作为公元前81年及此后不久的争论问题的提要,其价 
  值一直是无异议的;它可以用作 《汉书》对此事件的简略记载的重要补充史 
  料。 
                   ① 
        《盐铁论》确定了时新派观点和改造派观点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从哲 
  学方面,时新派认为宇宙自然而然地在五行永恒的更替中运行,五行中每一 
  个因素通过克服前一个因素而上升到支配地位。改造派也同意宇宙在这一体 
  制中运行,但他们主张的理论是,每一行自然而然地通过相生而不是通过相 
  克来接替前一阶段。在施政的目的方面,时新派全力为黎民百姓提供安全和 
  物质福利;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时,他们着眼于取得普遍繁荣,认为把工作 
  和活动管制起来会大有好处。但是改造派的观点坚持完美政府的理想,旨在 
  通过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来改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希望把管制、 
  徭役和税赋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期提高文明社会的价值准则。 
       这些原则在辩论的各个方面——不论它们涉及的是总的政策、具体的施 
  政措施、对过去的评价,还是对中国现状的考虑——得到了阐述。时新派的 
  主要目标是最大可能地利用中国的资源和最有效地分配它的产品。他们为管 
  制措施的推行辩护,其根据是这些措施将从私人手中夺取利润而归由国家掌 

① 关于这部著作的几个部分的翻译,见埃松·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绍》(莱顿,1931; 

台北再版,1967);埃松·盖尔、彼得·布德伯格和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十八译注》,载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65  (1934),第73—110 页;乔治·沃尔特:《盐铁论》(巴黎,1978)。 
关于分歧问题的概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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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他们希望鼓励制造业、贸易和运输,认为稳定的货币制度对达到这些目 
的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又主张,由于对铁的专卖,国家可以分配优质工具供 
农民使用;他们乐于利用征募的劳工以保证这些货物的生产和运输;他们希 
望稳定铁制品和盐的价格。他们以中国诸贸易中心的繁荣景象作为他们政策 
取得成就的证明。 
     没有什么论点能够动摇改造派批评者的信念,即全力搞好农业足以保证 
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贬低国家从其专卖事业中取利的思想,认为这样的交 
易对中国的黎民将毫无好处。他们宁愿把货币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 
尽可能收实物税而不收货币税。他们指出劣质工具实际上是铁官生产的,不 
论货物的质量如何,农民要付出同样的价格。改造派还反对在工业方面滥用 
国家的劳动力,主张尽量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反对那种前几十年的管 
制和国家专卖事业已经使中国富足起来的说法,指责政府压迫黎民和勒索过 
多。他们抱怨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黎民的普遍贫困与富人的骄奢淫逸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断言,在长安城中所看到的富裕违反了礼仪的准则,带 
来的是耻辱而不是自豪。 
     在外交事务方面,代表政府的发言人坚持必须通过有效的防御措施和争 
取亚洲的某些非汉族民族,来保护中国的文明。他们相信最佳的防御手段在 
于采取攻势,这样就能把持久的和平强加给匈奴。政府的批评者则坚持,代 
价高昂的扩张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却不能保证它的安全;他们不能同意战争 
的开销是正当的那种看法。他们也不承认进出口贸易的价值,而时新派则把 
这种贸易作为增加中国财富,减少敌人财富和处理本国剩余产品的手段来提 
倡。 
     时新派依靠法律和惩罚的制度,把它作为遏制犯罪和保证社会安定的手 
段;他们指出在帝国前的时代,强大起来的是那些采纳商鞅和申不害建议的 
诸侯国,而不是那些信赖周公或孔子的理想的道德教导的国家。改革派则反 
唇相讥,说道德教训比惩罚更可贵,并且抱怨实施的法律有对待百姓不公正 
和不平等的倾向。对于商鞅已指出成功之道和那些追随他的人未能把他的理 
论付诸实践的说法,改造派反驳道,商鞅的成功是短命的;秦朝政府是根据 
不道德的原则建立的;施政的正确基础应是周代的理想。当代表政府的发言 
人认为根据理论而不顾实际的行政需要培训官员毫无意义时,改造派则认为 
在培训官员的早期阶段必须灌输崇高的道德原则。在其他许多事务——如捐 
买官职和给官署配备官员——方面,在这场著名的辩论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也 
是对立的。 
      《盐铁论》表达的观点反映了武帝末年政治思想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到 
宣帝(在位期公元前74—前49年)和他的几个继位者时,那种变化正在影 
响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并且在诸如宫内的开支、法律及其惩罚的实施、在 
帝国边缘保持中国实力等事务方面也正在留下它的影响。 

                             宣帝和他的时代 

     有点不同寻常的是,《汉书》透露了宣帝的一些个人特点,这位皇帝是 
在宫廷气氛之外长大的,并且不受宫内的直接影响。他开始统治时,只有18 
岁,他对他曾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岳父、资深的政治家霍光既有畏惧感,又背 
着感恩的包袱。可是不到六年,当他因霍家成员使他和他的已故的皇后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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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屈而决定应对霍家进行惩罚时,他表现了足够的意志力。甚至在那时以前, 
  据说他已挑选了一批人,由于训练和性格,他们必定对霍家抱有敌意。据说 
  皇帝提倡对政务采取实用的和现实主义的做法;他因坚持有效地和公正地进 
  行赏罚而受到颂扬。据报道,他在与他的儿子刘姡В次蠢吹脑邸。ㄔ谖黄凇�
  公元前49—前33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不相信伦理原则是治理帝国的 
  唯一手段;他驳斥了根据古代的周朝对当前问题作出的流行的评价。① 
       宣帝与霍家的决裂部分地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虽然在关于宣帝的这些记 
  载中有点真实内容和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它们一定被宣帝时期的某些实 
  际政策和决定所冲淡,这些政策和决定带有改造派态度的色彩,而没有他似 
  乎具备的那种时新派思想的倾向。更加大方的分封爵号、许多诏旨的语气、 
  以及诏旨宣布的行政决定,都证明实际上与归之于皇帝个人的性格和偏爱有 
  出入。情况似乎是,朝新观点的变化在进行时没有完全得到皇帝的批准,并 
  且不顾他自己的某些选择。可以作以下的初步假设: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 
  皇帝们认识到,不论是以所谓的法家原则为基础的极权政府,或是对儒家伦 
  理观念的不切实际的依赖,都不足以单独地治理一个巨大的帝国。 

                                   思想文化背景 

       宣帝朝的特征是,有比较多的诏令提到了奇怪的或难解的现象,而不论 
  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吉兆还是凶兆。如同武帝时代,这类事件常与代表国家的 
  祭神仪式,如祭超凡的帝和后土的仪式联系起来;还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 
  一次(公元前60年阴历二月),诏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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