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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真话·友情--致旧信重温 编者的一封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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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遐之燕祥兄: 
  在十二生肖中,我属虎年,今年却被兔子欺了,先后住院四次,也够烦人!十一月初始渐康复。不久,我即去了老家衡东,借以换换环境,调养身体。我是四方为家吃惯了野食的人,家乡亲友较多,叙旧温室,啜茗野村,观鱼洣江,闻罄古寺,算是享了一段清福,一住月余始返长沙,即接到您所惠贶的《旧信重温》一书,深感惊喜。谢谢!
  我真佩服您,这些旧信起自五十年代初迄于现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播迁,还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您居然能把它当作宝贝似地珍藏起来了,真可谓有心人也。
  以言获罪,古已有之,至今未泯;以信获罪,古亦有之,今犹屡见。南宋绍兴年间,秦桧当权,我的一位老祖宗胡寅,就因为与这位秦丞相的死对头李光通信,有“讥讪朝政”之嫌,便被削去学士衔,后又被劾不忠不孝,贬谪新州。二十世纪的中国五十年代,震惊中外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定案的主要依据,就是人民日报披露的并经毛主席加以按语的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胡风多年来保存的大批信件,以及天津、武汉等地查到的胡风的友人互通来往的信件(通称为密信)。无限上纲,便成为犯罪的铁证。
  当时,我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也曾列为怀疑对象之一,停职反省经旬。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卒,怎能与胡风这样的名流挂得上钩呢?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在审查过程中,我才弄清不知是那位仁兄举报,我在平日闲谈中讲过:抗战中期,我正念中学,学写新诗,曾与“七月派”诗人彭燕郊通过几回信向他请教。就这么点事情,组织上便认为我是彭燕郊的老友,彭现划为“胡风分子”,就不无瓜葛之嫌了。好在燕郊老兄证实,彼此之间,早失联系,我才幸免于难。这次算是有惊无险而已。孰料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却真因几封信加重了自己的罪名。因为我被查抄去的信件中,有我的衡山老乡、老前辈向德、康德两位老先生的来信。向是湖南民建主委,康是湖南民盟副主委,当时都已成了湖南最大的“右派”,与他们都有过书信来往,那还了得!便不问书信的内容怎样,拿了黄鳝当蛇打,在罗织我的罪名时,又说我是联合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的“内奸”。几罪并罚,被划“极右分子”,拘送劳动教养。这下子我才意识到“以信获罪”的可怕。自是以后,我失去了话语权,多罪故人孤,人不我近,我也不敢再与外界通邮,便进入了如您在《旧信重温·自序》中所说的“一个没有书信的年代”。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了政策的同时,才获得了通讯自由。
  《旧信重温》的出版,也说明了时代在前进,政治环境比前宽松多了。不过从您所录的书信中看,不少是文艺界过去鼎鼎有名的“大右派”,或者是当今某些“左先生”看不惯的所谓“敏感人物”。俗谚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您却气派不凡,完全不怕这种“以信获罪”的隐患,依然把新知旧雨的来信保存下来,公之于众,这不仅是对友情的特别重视,同时也体现了您有一种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广阔胸襟。“君子坦荡荡”,那些“左先生”们,他们敢和您一样无事不可对人言吗?
  由于久病新愈,还来不及细读这本书,只粗略地翻阅了一些篇章,就产生了一种如您所说的快感:“重温朋友的来信,如亲謦欬,如闻呼息,如促膝晤谈,如剪烛西窗,如寒夜拥炉,以茶当酒。”令我想起了宋人杜来的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这种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如、友情激荡的情趣与意境多么高尚啊!但这只有志同而气合称得上真正的朋友才能感受到。至于那种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人,以及那种酒肉征逐,今日乌合,明日兽散的哥儿们是无法领略其中味的。
  我的交游面显然没有您那样的广,层次也没有您那样的高。由于我父亲是个开“伙铺”也算“通江”的人,给我留下了基因;个人的不幸遭遇,也使我过早地出外混饭吃,所以我也极好交游。“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这些俗谚,虽未免有点江湖气味,但也是基层社会中重视友谊的一种策励。一九五七年“反右”中批判过我的“江湖哲学”,三教九流都交,此点我直认不讳。于是“社会关系复杂”,加上个人还有点我讲说得清,他讲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导致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我都充当了“运动员”。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倒霉之后,依然我行我素。虽然白头如新,但犹倾盖如故。我在“反右”之后,早已无家,孑然一身,浪迹天涯,有朋友即有爱,有爱即有家。我依然过得很快活,一点没有孤苦伶仃之感。
  您曾经说过:“朋友是我的财富。”很富哲理。但财富通常包括物质、精神两种。您当然指的是精神财富。至于物质财富,则正如培根在《论财富》中说:“财富,我无法用别的词儿来称呼它,只能称之为美德的累赘,”“因为财富对于美德,正如军事上辎重对于军队一样,辎重不可缺少,也不可丢弃于后,但是却拖累行军打仗。甚至,有时为了保护辎重而丢弃时机。”而精神财富倒不然,不但无损于美德,而且有益于美德。比如友谊这种财富,就可调整感情,启发理智,规劝过失,激励斗志……而且真正的友谊,是不以时异,不以地迁而会丢失的。即使生命完结了,这种友谊还会流传后世。我国古代管鲍之交、牙期之赏的故事,现在不还是传为美谈吗?友谊,是多么可贵的财富啊!我想在那倒霉的二十余年中,如果没有您所说的这种财富,我不知道尚能活到今日否?
  我虽鄙陋,但也喜如古人所说“以文常会友,惟德自成邻”。自我结识您以来,就把您当作最难得的一位益友。由于您对友朋的真诚、坦率与热情,毫无城府,直话直说,有善必扬,有疵必指,所以许多与您相交的人,都愿和您说点知心话。现在从《旧信重温》一书看,尽管写信的人,年龄有大小,经历也互异,名望或有无,交情分新旧,但有一个共同点,信上讲的都是真话。好像您在选录时,说真话是个主要的标准。
  也许可以说,这些写信的人,大都不谙世故,对于“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全不在意,惟以至诚为道,至仁为德,深怕人前说句假话,何况在您这样至诚至仁的朋友面前呢!
  儒家的言必信,佛家的不打诳语,道家的贵乎率真,都是主张讲真话的。所谓“语言者,君子之枢机”。中国传统文化是把语言视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的尺度。说真话的人才是君子,说假话的人必是小人。您这本书就充满着君子之风。书中内容,有品诗论文,叙旧论今,谈天说地,述事评人等等,无一不是如您所说“这些私人书信,原先写时都没准备公之于众,带有‘私房话’性质,故少矫柔,多坦率”。即使其中不免有些高级牢骚,然对世道人心,不无裨益。这本书可以说是现身说法,教人要说真话的书。
  书信,过去惯称尺牍,本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感情、切磋学问、端正人品、传递信息、怡悦情性的一种很好的渠道。但古人往往视尺牍为“古文体之吐余”,当作末艺,把它与正统的古文体区别开来。认为“古文体最严洁,一切绮语、谐语、排偶语、佛老语、考据、注疏、寒暄酬应,俱不可一字犯其笔端”。(清袁枚《小仓山房尺牍·洪序》)是故许多文人的文集都不收尺牍。迄于明代,散文小品大为发展,尺牍始被编刊成集走上文坛。清代以来,尺牍益被人们重视。当代作家黄裳更把尺牍称为“书简文学”。这类图书早在坊间占有一定市场。我们这些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多数读过有清一代三种著名的尺牍,即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评葭村的《秋水轩尺牍》、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袁枚是清代文学界的巨擘,许龚二人则是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师爷”,因他们的尺牍得以畅行,也人以文传了。这三种尺牍均富文采,且具个性,曾是旧日文人撰写八行书的范本。不才也曾摹仿这种笔法专拟酬酢之作,在一个县府衙门中混过饭吃,了无佳趣,盖无几分真话也。毕竟他们的文化背景与今日的文化背景大有差异,因此这三种尺牍,早已不如鲁迅的《两地书》、傅雷的《傅雷家书》这样的新式尺牍见重于人了。现在的尺牍真已成为一种书简文学。祗今这种书简文学多是某一个人的书信结集,而您现在编的却是上百位朋友的来信,涵盖面极广,是更多人的心灵呼唤与交流,在书简文学中真是别张一军。而您在介绍这些人时,也打破了旧框框,没有履历化,只寥寥几笔,便把此人的来头、个性与交情始末亮了出来,令读者虽未见其人,已通其气,大可促进人们之间的神交。
  我不敢说这些书信全都符合文艺作品的要求,但我可肯定一点,这些书信都是每个人得心应手、任意挥洒、谑谈笑傲、无所不可地倾诉情怀之作,把自己的快乐、忧愁、希望、困惑、收获、失落、信任、疑惧、幸运、怨愤、批评、建议这一切压在心头的事情都讲了出来,希望得到收信人的共鸣。即使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棒喝,也会把它当作一种带有苦涩味道的药物吞了下去,而感到内心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友情的温暖。我想这也是一种文学美。
  廖齐己诗云:“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千禧将临之际,得此一卷,幸甚,幸甚!
   敬颂文安 弟 遐之手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旧信重温》,邵燕祥编,武汉出版社出版,定价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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