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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64页；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还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必须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坚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30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应袁世凯之约，于前一日刚抵北京，当天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1130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二。
第二部分“孙大炮”与20万里铁路计划
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13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第137页，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其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20万里的伟大计划也。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账之处。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怂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1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内地史料，今年（1998）3月铁道部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8万公里；到2002年，突破7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2450亿元，营运里程7万公里》，载199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7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第二部分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军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意儿，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成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可参阅张玉法著前书，第531～566页，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民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1912年10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各省党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遯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农历壬子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3月9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词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多不及者。因此宋之党中同志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其他文献材料，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因为这时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笔者在《晚清导论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了。因此袁氏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他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教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赠宋50万金以维持其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引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下册，第426页）。更早时，袁曾送宋教仁一本某银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2页）。袁之对宋，可说是优礼备至，而宋不为所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这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