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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 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ic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系之于西欧。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5O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 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 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