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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岷崃说：“那我就叫家人去叫这些富户来怎样？”
任敬说：“好！”
张岷崃说：“请你们那位去外面叫我的家人高章进来。”
任敬胬了一下嘴，高阳走了出去。过了一会，他和高章一起进来。
张岷崃对高章说：“你去叫刘相进来，我给他交代一些事情。快一些，是急事。”
高章答应着退了出去。
任敬看着张岷崃说：“张大人很有胆气呀，不象以前的那些当官的，胆小如鼠，看到这架势，早就吓瘫了。”
张岷崃微笑着说：“不敢。”
这时，门外有人回话：“太爷。刘相求见。”
“进来吧。”张岷崃应道。
刘相推门进来，看到屋里的两个人，愣了一下，张岷崃说：“这两位是锦衣卫的大人，来给我帮忙来了。京里有人陷害我，这两位大人想帮我解决这个困难，需要五千两金子。”
刘相吐了吐舌头：“太爷，你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呀！”
张岷崃说：“城里的富户多，你去帮我找他们去借，我给你写个名单。”
从刁民到土豆
〔文／押沙龙〕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