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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灭南唐时，潘美为主帅之一，曾亲“率精锐以短兵接战……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很多人认定潘美是奸臣的原由来自于致杨业战死的一场战役。
实际上对杨业之死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潘美。
宋太宗雍熙3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又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与辽兵接战于朔州。
其时辽兵势大，不可硬攻，但护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取。他命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以为不可，说道：“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王侁拒绝了他的建议，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王侁还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王侁显然对杨业存有蔑视之心，他敢于这样蔑视杨业、嘲弄杨业也是有来由的。
杨业原是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赐姓刘，归降大宋后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看来宋朝军队中也讲出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杨业之类由敌方阵营归降过来的将领理所当然地要被嫡系所排挤，所蔑视。
杨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服从。他知道此番出征如蹈死地，将行，对潘美等人流泪而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
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
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宋史中说：“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过了一会，前方探子来报，说是杨业被辽军打败，便带兵撤离。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业力战，果至谷口。望见无人。
其实此时杨业与辽军鏖战，自午至暮，部众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最后力尽被俘，其子延玉阵亡。
杨业悲愤莫名，杨业自投降宋朝后，一心愿为大宋建功立业。却屡屡遭受排挤，一个忠臣，或者想当忠臣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上司和同僚的理解，耿耿此心无处可表，反而被他们所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杨业真正是心碎欲裂。
杨业被俘后叹息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辽国将帅都劝杨业投降，被杨业拒绝，绝食三日而亡。
后来民间戏曲、小说说杨业当时是头撞李陵碑而死，李陵是汉朝大将，也因主帅陷害，孤军作战，被匈奴大军包围，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以为李陵尽节阵亡，为他立碑纪念。但不久，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汉廷，汉武帝恼羞成怒，将李陵的家属尽行诛杀，太史公司马迁说了几句为李陵辩解的话，也惨遭腐刑。
杨业与李陵遭遇相同，但是杨业宁死不降，其境界又不知超出李陵几许，民间舆论将他和李陵的故事放在一起，更突出了杨业事迹的悲壮。
杨业死后，宋廷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宋史·杨业传》），评价相当高，并给杨家以丰厚馈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令杨家其余六子都入朝为官。
杨业之死死得壮烈，确实让人感到痛惜。
潘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是如果说把责任全部都归于潘美，这也与事实不符。
这是因为王侁——这个造成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人，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负有直接对皇帝提供军情的特权，而不是统帅的下属，潘美对他只能尊重，这也是导致潘美指挥失误的重要原因。
再从潘美和杨业二人的身份和关系看，似乎也难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个人恩冤。潘美是开国元勋，是赵宋王朝建立一代基业的最基本骨干。这样的人物，要说对他宋王室怀有逆志，于大敌当前，自毁长城，陷害自己属下的大将，那是难以想象的。
据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潘美此人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如《随手杂录》、《默记》中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的幼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潘美对已经失势的世宗之后存保护之心，可见此人天良尚存。因而说潘美是奸佞之人理由并不充分。现在所说的潘美是个奸臣，仅仅是“戏说”而已，“戏说”是“戏说”，历史是历史，这两者应该区分清楚。
但是潘美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的军事统帅，他应该知道孤军出战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且此行的主要任务只是接应南归民众，没有必要贸然与敌交锋。
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侁的胡乱指挥，但潘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发一言。而当杨业出发后，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救援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王侁等人的擅自行动，自己也随王侁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潘美的作为，有人认为应该从他的嫉妒心理去理解，杨业是位骁将，素有“天下无敌”之称，其在北汉时，就为赵匡胤、赵光义等器重，太宗千方百计将他收服，对他“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以杨业“老于边事”，将守防边关重任交予他，他与辽军交战，屡战屡胜，“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业的功绩遭到了宋军中不少将领的妒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潘美素以能攻善战自翊，现在来了一位副手却是“天下无敌”，光彩盖过了自己。
嫉妒是一种低贱的情感，常常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灵。
嫉妒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使他感到自卑和不安全，因而不排除在他潜意识中有让杨业出丑，借此贬低杨业阴暗的一面。这时的潘美仿佛与昔日保护世宗之后的潘美；单刀赴会说服凶悍的陕帅袁彦归顺的潘美；英姿勃发统率大军，平定岭南和江南的潘美判若两人。
可见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优秀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
宋军回朝后，王侁、潘美等人为逃避责任，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杨业之妻折太君与儿子杨延昭难抑悲愤，将王侁、潘仁美以陷害忠良之罪名告下御状，宋太宗准状，下旨治罪，将王侁、刘文裕罢官，“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但潘美这个人过去对宋朝的建立功劳甚大，他和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私交甚好，赵光义对潘美公然偏袒，仅仅予以贬官三级的处分，而且第二年就官复原职，这样的处分明显不公。当时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民间舆论更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的故事越编越多，潘美被描写成为一个无德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民间甚至传说，他的后代都愧为潘姓，而改姓为冯。
不过查阅《宋史》，有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潘美不在其中，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被说成是奸臣完全是民间舆论的力量所致。这一方面说明当局的处分不公，自有民间的舆论来偏正，而不以史书是否记载为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宋一代，对民间舆论的管制还是比较宽松，对这些毁谤大臣，议论朝政的舆论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味禁杀打压。
蔡京无反骨
〔文／沙封〕
【一】
《水浒》中的蔡京，我把他当作奸臣、政客来看。但他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一个宋朝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
蔡京在《水浒》中，出场很少，但“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他都是源头端坐的那个人。这个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流放病卒于潭州。令人琢磨的是，在蔡京死后三十五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算为落叶归根。施耐庵将这个人物隐写，放在幕后，让蔡京在后来读者的感受里，就如一条隐身在暗处的老黑鱼，让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然而，后人倾向性在那里，不光是在《水浒》里，官修正史是元朝的《宋史·蔡京传》，野史杂乘是《大宋宣和遗书》、《金瓶梅》等，蔡京总是个祸国殃民的“粉面奸臣”，生前为“太平宰相”，死后却骂为“六贼之首”，这几部书足以使蔡京声名狼藉，遗臭万年。后人从蔡京的书法作品中，不能读出他的阴险奸诈。但是，人们还是用蔡襄代替了蔡京。明书画鉴别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即蔡襄）耳……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由此可见，蔡京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得到认同的。
以人品论书，我认为很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书艺受性格影响远大于受品格的影响。
从蔡京的书迹中雄健的用笔和大格局的结体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应该是相当果断、豪迈的，沉着冷静又不失激情，是宋朝的一代枭雄，软弱无能、沉溺艺玩的宋徽宗被他及另几个人操纵着，像演皮影戏一般；无能的宋徽宗需要强有力的手下为他办事，所以他会控制不了局势。
在赞叹蔡京玩味皇家的同时，也不禁为他遗憾：同样身处外患内忧，作为朝廷重臣，曹操能成就千秋风范，而你蔡京却为何沦为人们耻笑的之千秋罪人呢。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吧。
【二】
蔡京一入相，宋朝的丧钟敲响了。激愤的岳飞写出“靖廉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并不能挽救这个政权的肌体千疮百孔，病入膏肓。
何谓“小人”？《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周而不和”、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好行小慧”等等，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百分百的真理。
《听禽图》在画外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