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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确切情况如何，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南面请文明中心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异教的俄罗斯人一直崇拜各种自然力量，将这些自然力量化身为某些神，如热光之神达什伯格、雷电之神佩鲁恩和风神斯特里伯格。当时既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侣。宗教仪式仅限于向广阔天空中的诸神的天然形象献祭。据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
大约在988年皈依东正教后，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佩鲁恩的像被挂在马尾上，拖进了第聂伯河。另外，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经组成，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伍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不过，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几任外，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基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造教堂、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介绍进来。而且，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更胜一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 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过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大公的权力。如在西欧，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例如：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这是不恰当的。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当初，皇帝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醉剂。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稳定。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已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例如，11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曾同欧洲一些主要王朝联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不仅是宗教争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些联系。基辅因地处森林和平原交界处，总是最易遭受袭击。游牧民进攻的威胁如即将临头的危险笼罩全城，这种危险于1237年终于降临。当时，蒙古人象他们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没剩下一个能为死者流泪的人。’
七、第三罗马
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随后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地，撒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之中。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可自行其是。的确，大汗们颁布了某些豁免权，准许俄罗斯教会免交捐税，承认大主教对东正教的管辖权。作为回报，俄罗斯牧师为大汗及其亲属祈祷。大汗及其亲属虽然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却欢迎这样的祈祷，因为它可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反抗。
俄罗斯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远离危险的平原，位于森林深处。莫斯科除了游牧民难以接近它外，还具有其他一些优点。它是从第聂伯河到东北各地区的两条重要干线的交通要冲；几条来自各方的河流也都汇集于这一地区，使它能利用内河水系得益。它所拥有的一系列统治者也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些统治者爱好和平、勤俭节约、善于算计，他们耐心而又无情地增加自己的属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
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兼并俄罗斯各国”方面尤为成功，因此，他被认为是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他征服了邻近几个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这些公国过去曾比莫斯科强大，但后来衰落下去。伊凡三世征服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公国的胜利最为著名；诺夫哥罗德过去曾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贸易帝国。伊凡三世到他统治本期，已使其疆土大大扩展，从距波罗的海几英里处向北扩展到北冰洋，向东扩展到乌拉尔山脉的北部地区。
伊凡还通过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在彼此敌对的各派别之间徘拔离间，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与蒙古人截然不同，他们从西方进口了大炮和小型武器，并且拥有制造这些武器的兵工厂。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伊凡便正式拒绝承认金帐汗国的宗主权。为此，1472年，金帐汗国大汗派出一支军队北进奥卡河；但伊凡在河对岸聚集军队予以抵抗，并坚守了三个星期。最后蒙军撤退，从此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伊凡1472年同索菲娅的婚姻。索菲娅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相反，索菲娅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东正教化。
早期的俄罗斯教会和宫廷，坚决反对在佛罗伦萨（1439年）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的协议。无疑，俄罗斯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对东正教向天主教无原则屈从的惩罚。君士坦丁堡沦陷五年后，大主教约拿尖锐地评论了他所认为的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们，你们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亚人和波斯人团团包围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曾有许多灾祸降落其头上，不过只要希腊人那时坚持他们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会蒙难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15世纪末，修土菲洛修斯写信给伊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深刻信念：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那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这一信条，它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夸耀了他的使命。在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廷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廷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彼尔姆、乌格拉和波尔法以及其他公国的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