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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陈相军中学毕业想参军，但一想到家中瘫痪在床的哥哥，他又犹豫不决了。他找到了我，我说：“相军，你去吧，参军是好事，家中的事有大家呢。”
那时，陈相民的父母工作忙，能和他交流的弟弟也参军走了，他很苦闷。我去看他时常给他带些书，帮助做些家务活儿。在交谈中，我发现陈相民虽身有残疾，可思维敏捷，谈吐幽默，话语里透出遮掩不住的才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但不幸没有把他击垮，我要帮助他。从此，我就成了陈家的常客。
有一次，我看陈相民的头发脏了，要给他洗，他不肯，我说：“看你头上的灰，洗下来能上两亩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只好同意。我扶他从床上坐起来，由于脊椎上有钢夹板，他弯不下腰，我就在桌上放一只凳子，然后把脸盆放在上面，我站在另一只凳子上给他洗头。
由于高位截瘫，陈相民的脚已没有新陈代谢功能，像两根干枯的树枝，没有知觉，十个脚指甲成了古怪的“黄毛山”。由于长期输液，他双脚上的针眼发炎、溃烂形成了恶疮，最大的有鸡蛋大，让人看了头皮发麻。每当他父亲为他换药时，别人都会躲得远远的。我打来热水，慢慢地浸泡他的双脚，然后把他的脚抱在怀里，一块一块地将榆树皮似的污垢揭下，一剪一剪地把“黄毛山”剪去。洗完脚，陈相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起来。后来，他多年不治的恶疮在我的护理下渐渐愈合了。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照顾陈相民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去看他，我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我知道，爱情在不经意的时候悄悄萌芽了。
作为一位生物教师，我非常明白高位截瘫的意义，我想，相民身体残疾，但头脑是正常的，感情是丰富的，他应该有正常的生活。他不能走路，就让我的双腿代替他的双腿吧。
当我把想与陈相民结合的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惊呆了，一致表示反对，甚至把远在外地的大姑和三姑也叫来劝阻我。父亲整天喝闷酒，母亲每日数落我。我背后的议论更多了：“孟丽傻了，年轻漂亮，工作又好，非要嫁给一个残疾人。””她这样做是有所图吧？”“他们就是结了婚也过不长的。”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感到压力很大。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已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和陈相民结了婚。
在学校我是班主任、备课组组长，工作很忙。婚后，繁重的家务使我更加忙碌。每天早晨５点钟就准时起床做饭，给相民穿衣，帮他洗漱，就这样还是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去上班了。下班后，顾不上休息又开始洗洗涮涮，为相民翻身，按摩，体重７０多斤的我每天要给１００多斤重的相民翻几次身。星期天，别人的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一起上街，而我不能；别人的妻子生病会得到丈夫的呵护和照顾，而我不能。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依然很乐观，到处寻医问药给相民治病。
后来，在上海通过手术把相民体内的钢板取出，相民能坐起来了。我就鼓励他：“虽然你的腿不能行走了，可你有手和别人没有的毅力，你应当学会一技之长，让自己在精神上站起来。”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相民自学了家电维修，现在他的维修技术还相当不错。我自己呢，这些年几乎每年都受到奖励，先后８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在事实面前，以前的种种不理解和猜测都烟消云散了，父母感到欣慰了，同事和朋友们也都说：“孟丽真不简单！”
（记录：崔玉鸣 汪洁）
第五卷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柴向武，男，３５岁
镇平县城关镇一小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
我一直想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贡献点力量。１９９６年，团中央准备组织第二批青年志愿者到山西扶贫，我立即写信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协会联系。恰在这时，南阳市政府抽调部分教师和科技人员到市属的４个贫困县支教，我有幸被选中。１９９７年２月，我被南阳市政府分配到淅川县寺湾乡中任党支部书记。
寺湾乡中最初给我的印象太差了，两扇大门东倒西歪，乾隆时期的破庙房里还住着十几位老师，外面下大雨时，里面下小雨。一幢设计四层高的楼房盖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四壁爬满了青苔。全校１２００多名学生，没有一间宿舍和学生食堂，除镇上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在校外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饭吃。学生打架斗殴，女同学晚自习被劫持现象时有发生，学校的校长５年换了６任。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交替中，我被推到了学校领导岗位上。
我一方面安定人心，稳定教学秩序，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找老师们谈心，了解学校的情况，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我先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共同出面把学校隔墙的乡供销社大院租过来，改造成女生宿舍，解决了教师、家长们最为头痛的问题。
面对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多的教师办公楼，我多次找到乡政府领导，请求及时把全乡集资建楼的资金拨到位。也许是一个外乡人的诚心所至吧，大楼终于又开工了，并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底最终完工，解决了教师办公、住宿两大难题。为美化校园，楼前的破庙和部分树木需要拆除，当时有很多人想来占便宜，个别教师也想要庙房的木头做“老屋”。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对庙房和树木进行公开拍卖。公开、公平的处事原则赢得了广大教师的信赖，我也成了教师们的知心朋友，课余和晚自习后：我的住室里经常笑声不断。
１９９８年，市政府要对寺湾乡进行“普九”验收，为争取验收一次合格，我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改善硬件设施。半拉子工程完工后，我又到县教委积极争取项目，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再建一幢教学大楼和一个标准化的大门。１９９７年腊月十八，下着大雪，我和乡里领导一块坐车到县教委争取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到雷锋崖车坏了，当时已是下午５点多，距县城还有３０多里山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事，留下司机看车，我们几个人冒着大雪，在结冰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我根本走不惯山路，何况是大雪天，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乡政府的李乡长戏说我是“摔跤大王”，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到达县城，浑身像散架了似的。教委领导第二天听说我“爬雪山”的事后，一直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做这么多年领导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资金的事你不用再跑了，马上拨到位。”
第三幢楼招标也遇到了麻烦。当时乡里有两个工程队，正在竞标，学校所在地村支书带领一帮人冲进来，嚷道：“听说学校要盖楼，我们也要竞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村根本没有建筑队，他们很显然是在胡闹。我在好言相劝无效的情况下，当场发了脾气，指着村支书说道：“你的孩子，你们村的孩子在哪儿上学？你是想让他们住土屋，还是在楼房里上课？我为啥要盖楼房，难道我的子女还会来你这个地方上学吗？”几句话说得支书不吭声，领着一帮人走了。在场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村支书别名“四怪”，是有名的“地头蛇”。楼房终于得以正常施工。
寺湾乡中，我真的对她付出很多，所以我才会对她深深地眷恋着，难以割舍。
（记录：曹占武）
第五卷一生的梦全在讲台上
段星灿，男，７６岁
洛阳市第二师范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２月１日
岁月真是无情！假如说这近６０年的风雨沧桑宛如一梦，那么，对从教人生的热烈向往和苦苦追求，就是这梦的全部内容。
初做“孩子王”，是在１９４３年，在新安县城南的梭罗沟，当时我１７岁，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说是老师，连第五册算术也不会教，还要麻烦校长每隔一两天从主校过来替我上。我就常给小学生们讲艾青的诗和《大公报》副刊的散文，讲延安，讲列宁的故事。第二年春天，日寇占了新安，我的第一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秋天，我参加八路军后，梭罗沟厚道的老乡还给我这“不合格、乱弹琴”的老师，用毛驴往渑池老家送去了２００斤小麦。
１９４４年冬到１９４５年春，在渑池和新安，关心我的地下党和八路军的同志，先后两次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我又两次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因为我不服从组织分配——去渑池的豫西公学任总课代表兼俱乐部主任和去新安做农会工作，而固执地还要去当小学老师。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刘邓为首长的军政大学学习，辗转在太行一带。指导员很重视时事学习，让我当了每天两餐时的读报员，给同学们读报。１９４７年初春的一个大风之夜，在一盏小油灯前，我正式宣誓入党了。那天，指导员说：“你虽是学员，却起到了教员的作用，同学们不是也都叫你‘段教员’吗？”因此，到年底毕业时，我虽然要求上前线杀敌，却被上级留在政教系当助教。还是那句话——“你是个教员的材料！”
１９５５年，总政组织部点名调我进京，我的第二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
１９５６年，我因“鸣放”了一大堆言论，在接受“挽救”后，又“跳出来”为被批判的别人辩护，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新中国的“另类”，被开除党籍，军籍，保留公职，下放山西劳动改造。几年当中，一帮在那个丁酉年落难的“年兄”都先后安排了工作，我因此提出要做教师。填了表后却久无下文，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嫌我“就那点学历”！
好不容易等到１９６２年“脱帽”，我重回新安，在县城当了中学教师。没几年，“文革”一到，我又成了新安最大的“牛鬼蛇神”。不用说，第三次从教又告终结。
“文革”后期，“专政”放松了一些，我有幸第四次投身教育，在新安正村乡高中执教。我仍抛开课本，为学生讲《秋夜》、《背影》、《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悼念周总理的传抄诗词。我在台上讲得涕泪横流，台下学生们一片呜咽，惹得校领导整天为我捏着一把汗。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在１９７９年得以恢复党籍，以前种种莫须有的“问题”也都得到“改正”。１９８０年，我调入刚恢复不久的洛阳师范执教，直到１９８５年离休，离开了我几十年为之衷情的教坛。
离休后这些年，我做梦有一半都是让我讲课了，不让我讲课了，又让我讲课了……我觉得这与过去从教的几番起落是分不开的。现在，我虽是斜阳已近西山的人了，但我希望，如果真有来生，我还是愿从梭罗沟起步，重续今生之梦，再做一生一世的教师……
（记录：陈如陵）
第五卷对联代表我的心
周继迅，男，５５岁
滑县上官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