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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郝太斌）
第五卷电脑让我变得自信了
乔勇军，男，３２岁
新郑市观音寺镇一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敢见生人。刚到学校时，给学生上课我都会脸红，更别说领导听课了，我不是腿抖，就是嘴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胆量，那就是跳迪斯科。从在家里跳，到后来在大街上跳，慢慢地，我变得自信了，上课能放开讲了，课学生也爱听了。
然而，在１９９８年的河南省历史教学观摩研讨会上，我发现自己落伍了。别的老师已开始使用录像、投影等较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我使用的还是一台录音机。我有些自惭形秽，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学生那犀利目光中手足无措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跨越传统的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直接掌握现代科技——电脑，我要让自己的课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
不懂电脑知识，学。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报纸上有电脑方面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剪，即使是广告也不放过。如今，我已经剪了满满三大本电脑信息。
没有钱，想办法找钱。当时，我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工资，每月几百块钱，另一个是母亲每天出去收破烂，一天的收入也就在１０元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想买近万元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挣钱，我想尽了办法。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那两年，每天凌晨４点都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一趟一趟地出入观音寺一中，将学校的４个垃圾池全部清理干净，这个人就是我，为了买电脑，一天５元我不嫌少。
为了挣钱，我把收集到的时事消息油印成一本本知识小册子，拿到县城的高中去卖。为了不被班主任发现，我必须在１２点半之前离开教室。就这样，一天一个班，风雨无阻……
尽管我在做着种种努力，但相对于买电脑的钱，我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尽快买回电脑，我只有一条路——借钱。我找亲戚，找学校，找乡教办，找县教委，只要是认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我都找遍了。１万元我终于凑齐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借的。
为了买台我认为最好的电脑，我选择了北京中关村。１９９９年１月的一天，我在认真地把钱藏到鞋里，缝到内裤里后，出发了，我从没带过这么多的钱。
在中关村的一家电脑公司，我讲明了来意后，公司经理感动得连连说：“快，快为这位河南来的老师装机器！”主机，显示器，扫描仪……我看得眼花缭乱。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就要在这里出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装电脑的三个大箱子伴着我一回到家，电脑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由于没有系统的电脑操作基础，电脑两次系统崩溃，一次硬盘数据丢失。每一次电脑出现问题，我都要抱着主机上北京维修。
那时候坐火车我也没经验，见车就坐，心里急啊！等到了北京才发现刚刚晚上１０点多，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个晚上也要二三十元，为了能省点钱，我就抱着主机蹲在绿化带的草丛里。冬天的北京，冷啊，冻得实在蹲不住了，我就顺着一条路走啊走啊，也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就那么一直走，只要不拐弯我就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说起来我去北京三四次了，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
我第一次将我的电脑用于教学，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新郑市的郑韩大酒店给全市教师上的一节公开课。那次讲课在全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郑市的电脑辅助教学也由此开始推广应用。但我心里却系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我的显示器太小，上公开课用的屏幕是从县城一所学校借来的５４英寸的背投电视机，需要４个人才能抬得动，并且效果还不好。没有屏幕怎么给学生上课？这种“需要４个人抬的屏幕”，我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办？“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在我脑海中形成——买投影仪。
当时，最便宜的投影仪价格也在３万元左右，困难还是没钱，不但没钱，此时的我还有一大堆外债。不过，这次我倒没有像上次那样为了钱而四处奔波，因为有几位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之后，一台先进的微型投影仪又被我搬回了家，用在了我的教室里。
２００１年５月，我在林州一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上的高一公开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校纷纷邀请我前去讲学。
想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对电脑辅助教学的不懈追求，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自信地面对学生，不会自信地面对同行，更不会自信地面对生活！
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钻研课件制作，建立课程资源库。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任务——还账。等明年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一些后，我希望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为盛世歌唱
刘栋军，男，３１岁
济源市高级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话题得从我当教师的父亲说起。
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去学校的路上，拎着干粮袋的父亲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对我进行一番开导之后，吟出似诗非诗的两句话：诗文留后世，文贵千古香。
当时，虽然只有１１岁的我，却已经生吞活剥啃完了大部头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也就记住了父亲的两句话。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师范学校。师范３年，正值８０年代中期，是文学狂热的年代，我和几个同学酝酿成立了一个“雏鹰文学社”。请老师搞文学讲座，编油印的刊物《雏鹰》，开诗文创作讨论会，干得轰轰烈烈。母校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但这个文学社至今却还依然办着，这可以说是“薪尽火传”吧！
师范毕业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忙碌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文学梦。我想，如果没有家庭的变故，我也许会和大家一样，与文学分道扬镳。
那是１９９０年的春天，厄运开始向我袭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第二年饱受艰辛与悲伤的母亲，又撇下我们兄妹三人撒手人寰。掩埋了母亲，已近１９９２年春节。听着人家院子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望着母亲的遗像和袅袅升腾的檀烟，两个年幼的小妹哭得痛不欲生。作为长兄的我，用被泪水浸透的衣袖擦干自己的泪水，又擦干小妹的泪水，心中一次次告诫自己：要挺起腰杆做人，脚下的路还长。
以后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白天，我一边教书，一边照料跟在我身边读书的两个妹妹。为了节省一点点生活费，我就趁课余时间到校外去挖野菜。虽然饭菜经常是少油寡味，但是我尽可能让妹妹感受到长兄的关怀和温暖。最难捱的是晚上——学生放学了，偌大的校园就只剩下了我兄妹三人，孤独和痛苦吞噬着我的心。我把自己交给了书和稿纸，以求得暂时的解脱。说也奇怪，沉浸在书中，我会忘记了孤独和痛苦；握起笔尽情地倾诉，我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就这样，在蜡烛一寸寸矮去后，我的文学底子与日俱增。我常常背着别人把稿子投到报刊，居然不时见诸报端，这为我这段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这段时间，我的教学工作也一直搞得不错，由小学调入了初中又到高中。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庆幸，我终于过了这一关。“苦难是一所大学”，对这句话我也深有同感。
我的创作成熟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大约在１９９７年以后，因为我受尽了苦难，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引发我的创作灵感。１９９９年，我的第一本诗集《王屋山的歌吟》出版了，我还陆续创作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盛世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祖国与丰碑》，为建党８０周年而创作的《镰刀与锺头撞击的美丽》等大型组诗或长诗。
有人不禁会问：你在艰难困苦中，为什么能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正是因为历尽苦难，才懂得幸福生活的珍贵；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同样在苦难中的人看到光明，看到新生活的希望！
（记录：高军红）
第五卷这样活一辈子也值得
陈景义，男，６６岁
禹州市郭连乡夏庄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刘同花是陕西铜川的，他的丈夫是挖煤工人，被活埋在井下。她得的是冠心病，稍微活动一激烈就出不来气，家务活都不能干。儿子下岗，媳妇儿难相处，她在那边的处境很难。
我姐姐也在铜川，她们在医院是病友。我姐觉得刘同花虽然得了心脏病，但对人有一颗好心，也觉得我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就有意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因为“家庭背景不好”，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受迫害，妻离子散，破镜到最后也没能重圆。１９８６年年底，姐姐把刘同花带到了我身边。
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见面时我不愿意。俺姐不断劝我，想着她的难处，她在原来的家里活不成，出来就是找救命的。她背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过来了，俺俩就结了婚。
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０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１２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