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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傍晚，她又翩然而至，我像往常一样，端上她所要的一杯咖啡，而她却格外兴奋，让我坐下，然后很直接地提出让我和她“出去走走”，并亮出几张百元钞票。我的内心受了极大的屈辱，我起身离开了她，也从此结束了酒店里的服务生涯。
好多时间我都在想，我来深圳到底为了什么？
我又辗转试过许多工作，干推销，练地摊儿，做搬运工，当门卫，但都一事无成。我不害怕吃苦受累，只是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半年后一个明丽的早晨，我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归途。
（记录：高金才）
第四卷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
闫中祥，男，５９岁
新蔡县今是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１日
从初中入学到中招报名，可以统计一下，辍学率有多高学校上报的材料是为了突出个别领导人的政绩。有些孩子看人家打工挣了钱，他们丢了书不读，也想出去，可结果呢，好多都是两手空空而回。
现在的孩子我真理解不了。
我是５０年代上的小学，国家才刚解放，一穷二白，当时ｌ角钱能买六七个鸡蛋，为了ｌ元钱的学费，一般的家庭都要翻尽家底儿，那是个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更别说我这个由二姐带着要饭的孤儿，谁也想不到今天会成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中间的求学经历，我真想写本书。
我一放学就出去要饭，同学都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谁取笑过我。当时有一个帮我交学费的教师，叫徐延辉，我的名字都是他给取的。后来学生家长说，以后不用到处跑了，你坐在树底下，我们轮流给你姐弟俩送饭吃。
到了１９５４年，我上四年级。这年夏天，连降暴雨，汝河决口，村子全部被淹完了。老百姓都没啥吃的，在本地要饭不可能。朝北去十几里地有一片岗地没被水淹，我去了一个叫蔡湖的村子，当地一户人家没有男孩，就把我收下来当了义子。我二姐独自要饭去了……
我义父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让我好好学种地，压根儿就不想让我读书。我听大爷说过：“念书人都没有一个正经货！”就因为当地有个人，读了点书，会写写牌位什么的，但他爱慕虚荣，游手好闲，把家里祖上传下来的２００亩地都快卖光了。
我的义父说你实在想读书你就去吧，看他们要不要你。我自己去了，回来告诉说学校要收１元钱学费。大爷说没上学就要钱，要钱就不上了我记得最后还是凑到了９角３分钱，学校说另外７分钱不要了，我从９月份割豆子时一直读到放寒假。
第二年春季开学，我就没能上学去，我想自己可能永远失学了……
这一生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立个碑。为了动员义父让我上学，他先后４次来我家做工作，成了我们家最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他是淋雨来的，身上的棉袄都在滴水。真不知道他是受当老师的责任心驱使，还是因为“爱才如命”，当时的情景我永生难忘。
我只能整天在野地里放牛，割草，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统购统销工作队进驻我们村，义父背上２０多斤大麦到收购站去卖余粮，让我随他一起去。当时卖粮的人真是成群结队，偏偏收购站的会计不会打算盘。忽然听到有人说：“我的账算错了！”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在人群中传开了。
卖完粮已是正午，义父正急着回家，但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是个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囫囵的人，只好求助我这个多少读过几天书的儿子了。
我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果然也少付了两角钱。
因为信心不足，我还不敢把结果立即报告义父，怕他骂我无用。我颠过来倒过去地算了三四遍，这才咬咬牙说：少付我们两角钱哩。
他一转身就排进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排的都是账算错了的人。烈日当空，义父光着黑亮的脊背，慢慢挪动，直到太阳偏西，他才把两角钱要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不善言辞的父亲嘀咕了几声，我听得出他很激动。最后，他几乎是用大彻大悟般的语气说了句：“还是上学有用！”
接着他看着我说：“今日晌午，你就是割一满箩筐草，也不值这两角钱啊——这两角钱我不花了，给你买瓶墨水，买支笔——回去问你们老师还要你不？”
父亲的话我字字听得真切，我一路小跑回了家。我重返校园，也从此没离开过校园，而且，我的儿女包括一个孙子都加入了老师队伍。有句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最起码，我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如今我成了当地初中教师中惟一一位特级教师，这是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所作出的成绩的肯定，我坚信是知识使我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为爱深深地感动
王宝玲，女，３７岁
安阳师范学院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
说起我们中文系的“尊老协会”，那可是有年头了。１９８４年３月，全国第一个关心下一代组织——“安阳市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这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年１０月，全国大学生中第一个以“尊老、助老、学老”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尊老协会”就在我们中文系宣告诞生了。我们中文系的一届届学子把“尊老、助老、学老”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作为协会里的老师，我为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深深地感动。
在活动中，同学们了解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戎马倥偬半生，他们很想写一写自己的革命经历，以激励后人。但因年事已高，眼花手颤，整理起文字材料来十分困难；有的老同志文化根底比较浅，整理出来的东西辞不达意。中文系的学生有写作特长，我们先后帮１００多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数十万字，其中部分篇目由市关协编印成《献给红领巾的故事》出版。
在安阳军分区干休所里，有一位老红军叫吕文斗，他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从我们“尊协”一成立，他就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多年的交往中，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有一年，他患肺癌住进医院，我们得知老人动手术需要输Ｂ型血时，就在全系２００多名同学中挨个儿进行血型登记。手术那天，七八个Ｂ型血的同学赶到医院。虽然后来没用上，吕老仍十分感动地说：“血虽然没有输进我的身体，但孩子们的精神却输到了我的心里边。”
去年暑假，我们组织了“尊老宣传服务队”，队里有一位同学叫赵强，家在浚县。他可是个“活宝”，说、学、逗、唱，样样都行，一个人就参与了４个节目的表演。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对大家隐瞒着，仍然坚持跟队员们一起排练，表演。只是到了晚上，悄悄地给家里挂个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叮嘱妹妹好好照顾母亲，替他尽份孝心。７月１４日开始，队员们要返乡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早晨走的时候，队员们都劝赵强在家多陪母亲几天，７月２０日晚上的总结演出就不用参加了。可到了那天中午，他还是匆匆忙忙赶来了。见他眼圈都红了，几个女队员连忙借故躲了出去，可一出门，泪水却一下子夺眶而出。晚上，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赵强还是像往常一样，节目表演得还是那么惟妙惟肖，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
第二天一早，赵强便往家里赶。已经３天没进食的母亲见到儿子时非常欣慰，中午还打起精神让儿子喂着吃了点饭。可谁能料到，当天下午，他母亲病情恶化，竟撒手去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痛心。２３日下葬那天，我委托几名队员赶到他家里吊唁。赵强守在母亲的灵前，说：“我妈知道我做的是尊老、敬老的事儿，她理解我。”多好的学生，多好的家长啊。作为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做这项工作已近１０年了，从中我也更加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懂得了该如何去孝敬长辈。就我的家庭来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很孤独，我们做子女的工作忙，不能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张罗着给父亲找了个老伴儿。“尊协”的活动通常安排在节假日，我没时间料理家务，丈夫就主动替我分担。孩子丢在家不放心，我就带上他一起去参加活动。去年下乡活动期间，我儿子做了随队小演员，还自编自演了敬老歌《摘草莓》。我没工夫照看他，他瞌睡了就找了个饮料瓶当枕头倒在席子上睡了。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的心里一阵愧疚。我想，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尊协”工作。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建校是我的福分
耿照国，男，５６岁
淅川县厚坡镇四中学区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这里的老人们常说：为人一辈子不盖房，不买地，是前辈子的造化，是福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上辈留下了房子和地，他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福分。我恰恰不是享有这种福分的人。从开始在自己家里办耕读班到办村小，从盖土坯房到集资盖砖瓦房，每当回忆起这几次盖房办学的情景，我都感慨万千。
１９６４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许多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我把村里辍学在家的１２个孩子组织起来，挂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耕读班。由于家里条件苦，孩子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原来都在一起上课，后来分成了两级复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里挤进了３８人。在我的要求下，当时的大队干部用１７０元买下了两间破房。两年后，大队研究决定，将这两间房扒掉，再添点料，在另一个地方盖三间房，并由我具体操办。我每天早晨４点半起床，要跑遍９个生产队的１８户人家喊人上工。他们都很积极，一喊就起，随叫随到。每个生产队兑的和泥用的麦糠，我也得一背篓一背篓地从一个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往回背。没盖过房的人可能没有体会，真是大工上了架，小工忙不下，我什么都得想，什么都得干，跑烂了好多双鞋。
１９７０年，随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