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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挤提风潮，席卷上海滩。
开始商储银行自以为实力雄厚，对挤提风沉着应战，指望谣言不攻自破。不料三天过去，挤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经达到总库存的一半。
商储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筹莫展，唯一的办法是向别的银行求救。陈光甫和张嘉璈等银行大亨关系良好，他自己也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董事。张嘉璈答应全力支持，很快从中央银行的总库房里调了两卡车的银洋给商储银行。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挤提的人潮每天有增无减，商储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
张嘉璈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对陈光甫说：“你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陈光甫，这位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金融巨子，从来不屑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豪门绅士，这时也不得不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向青帮头子求救了。
杜月笙慨然应允，他只是拨了个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当时商储银行被挤提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市面谣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了。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这时，由杜月笙带领着一支提着大包小包、一望而知都是租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队伍，出现在商储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
在往后的一个星期里，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恢复到平常的水平了。商储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渡过了这个生死关头。
杜月笙只不过往银行里存了两百万，在银行门口亮了个相，其作用竟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两卡车银洋还大，杜月笙的名字，在金融界里变得像神话一样，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魔力。
就凭着这种魔力，中汇银行在上海成了信誉最佳的大银行之一。1936年，中汇银行吞并了江浙银行，资产总额达350万元；也是凭着这种魔力，杜月笙在金融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当上了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和上海银行公会的理事长。
就在商储银行发生危机的同时，上海的另一家大型企业也遭逢危机，它就是由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謇所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前清状元出身。早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招商集股创办大生纱厂。投产后年年盈利，又不断招集新股，大生很快便成为欧战前中国纱厂中唯一的成功者。
为了使大生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办了其他企业。为了增加棉花来源，他开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子出路，他开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他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张謇所经营的是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张謇有生之年，仍在不断扩大。大生纱厂已发展成四个纱厂；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圈地430。05万亩。至1921年，这个王国的总资本高达3400万元。
和所有过度膨胀的大公司一样，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全部面临着负债累累的局面。张謇声嘶力竭地呼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这些全是幻想。
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大生一、二厂已负债1000余万元。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
1926年8月，一代工商巨子张謇病逝于南通。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在张謇去世后不久也一命归天。尸骨未寒，大达公司存在德记钱庄的几十万款项，因为钱庄倒闭而付诸东流。紧接着大生、大吉两条轮船又相继失火焚毁。
大达的新任总经理是张謇的侄子张慰祖。受命于危难，却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苦撑一年，备尝忧患，依然是一筹莫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却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它的总经理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陆百鸿。
陆百鸿的经营策略第一步就是要挤垮大达公司。他不惜压低运费来打击对手。大达虽然勉强应战，但囊中羞涩，无力与之竞争。事有凑巧，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就是“镇江帮”金融巨头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镇江帮”的金融界被“通州帮”的实业家们拖得焦头烂额，医得头来脚反筋。如果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大家将会同归于尽。于是，双方代表频频接触，商量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找一位在上海强有力的人物作后台，再聘一位精明能干的总经理，也许大达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在上海，谁可以做大达的后台呢？人们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曾经救过商储银行的杜月笙。
陈光甫受大达和商储董事会的委托，再次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邀请杜月笙出任大达的董事长，他的如意算盘是把杜月笙请来当个空头董事长，等于请了一尊门神，先渡过目前这个难关再说。
但杜月笙从来不是一个满足于挂名的人，他要么不干，要么就要干得彻底，要做台柱、唱主角。陈光甫一走，他马上下令调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尽量收购大达的股票；同时又让通州帮的弟子四出活动，利用亲朋戚友的关系拉拢大达公司的通州帮股东。
大达公司早就摇摇欲坠，股东们正为手里的股票发愁，现在有人收购，纷纷以低价出手。几天后，通州帮和大部分散户的股票都已经到了杜月笙的手里，陈光甫还丝毫不知。
三天后，杜月笙召开股东大会。杜月笙建议改组董事会，按股权多少重选董事。他把自己的股票拿出来给大家过目，证明杜月笙确实已拥有大达公司 45％的股份。陈光甫目瞪口呆，没想到杜月笙真的“打蛇随棍上”，把大达公司给一口吞掉了。但事到如今，他除了鼓掌承认，已无计可施。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拥股最多，当选为大达公司的新一任董事长——名符其实、手握大权的董事长——他推荐张謇的儿子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而他的弟子则任襄理。
张謇的儿子当总经理是做样子的，他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是经营的人才，大权自然旁落在杜月笙的弟子手上。
杜月笙初涉航运业，一心想做出点名堂来。当时大达公司业务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沪杨航线上盗匪多如牛毛，明火执杖，杀人越货，使船运公司经常血本无归。洪泽湖位于苏皖边界，是蚌埠和淮阴的重要通道，也是盗贼横行的地方，尤其一出淮阴三十里，简直是过往商旅的鬼门关，不是结队而行，几乎无人敢从洪泽湖过。
杜月笙接下大达后，准备重开沪杨航运，他请苏北青帮“大”字辈的高士奎出面，约束沪杨航线上的大小山贼，对大达公司的船只，务必网开一面。果然，当大达和大通的货船到达柏树湾时，遭遇到强盗的袭击，十几条贼船向货船队发起包围进攻，把大通的船洗劫一空，而大达的船却连汗毛也没掉一根。
消息传到上海，大达的业务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客户们蜂涌而至，大通的生意一下子被大达抢去了许多。
大通公司很快就感到举步维艰了。陆百鸿在百般无奈之下，也只好上门求杜月笙给他“指一条生路”。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大达公司向大通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方案。大达占55％的利益，大通占45％。
联营合约签订后，适逢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大达公司襄理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10年的报告，呈交交通部准予备案。从此，大达、大通合二而一，成了杜月笙的囊中之物。
两年之后，在全国航业举足轻重的上海船联会举行改选理事长一职。按照会章规定，理事长一职不得连任。而船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虞洽卿已经连任一届，第三届实在不便蝉联。于是杜月笙以航运业巨子身份，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第三届联会理事长。
杜月笙虽然身兼一些体制内的职务，但实际上，不是他要借助体制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而是体制要借助他来建立权威。政府的许多政策、政令，必须依靠来自体制外的权威，才能推行，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随着杜大耳朵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的声势日益显赫，帮会也开始改变街头流氓的形象，换上长袍马褂，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
由杜月笙担任名誉社长的“恒社”，实为青帮的大本营，至1934年4月，该社的223名会员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4人，工界5人，学界5 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恒社社名录》。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主持的仁社，也是一个与恒社性质相仿的社团，只吸纳社会上层人士参加。蒋介石曾拜在张仁奎门下为徒，后来他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回到上海时，张老太爷才把“门生帖子”退回给蒋。除此之外，还有景社、逸社、剑社、康社、鼎社、群社、醒社、善社、鉴社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把上海滩变成了一个草莽英雄的大舞台。
青帮渗透了上海的上层社会。这对蒋介石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杜月笙向蒋保证，上海是支持南京政府的。东部财团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政府的金库，成为1930年代蒋介石在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战争中，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贰】西北与西南携手合作，形成二、三、四集团军反蒋大联合。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东部集团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代表的地主集团的大较量。
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讨冯战争，从军事上看，是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争；从经济利益上看，是东部财团和南部、西部地主集团的战争。
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五台县建安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对阎锡山本人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冯玉祥和西北军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在西北军驻地，到处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之类的标语。既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向山西示威。
西北军将领们天天开会商讨对策，对阎锡山骂不绝口，甚至秘密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入山西，营救冯玉祥，把阎锡山彻底解决掉。
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西北军声称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西北军的代表秘密入京，向蒋介石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