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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停渡湓凇案锩闭飧鼍奕吮澈蟮囊跤埃簿陀钪亍Ｄ戏秸诓浚�1926年冬天开始，暗潮迭起，渐呈汹涌澎湃之势，最终分裂成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
武汉政府的政治领袖们大都是湘、粤两省的南方人，他们所关心的是怎么解决南方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因为从粤、桂、湘、赣传来消息，乡下的农民斗地主、分田地，闹得军队人心惶惶，个个都担心家里是不是给农会抄了。武汉政府的唐生智将军打到河南，就不想再打了，军官们都急于回湖南老家，保卫自己的土地，免遭农民没收。
南京政府的政治领袖们大都是江、浙两省的东部人，他们对农民问题并没有武汉政府的那种切肤之痛，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怎么保护上海租界、工商业以及继续获得东部财团的支持。
而南京方面，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向法租界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上海的中外财团，作为支持蒋介石的决心，立即赞助了他1500万元，并且慨然答应他在南京成立正式政府以后，再赞助3000万元。
宁、汉对继续北伐，都不甚热心。因此，武汉政府的北伐止于湖北，南京政府的北伐止于江、浙，便势不可免了。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宁、汉分裂，郑州（汉方）和徐州（宁方）的北伐军，可以齐头并进，直捣北京，完成北伐大业。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不了解军阀的心态。
宁、汉的止步不前，给雄心勃勃的西北人造就了问鼎中原的大好时机。
在宁、汉的政治斗争中，冯玉祥成了一块至关重要的砝码。
西北军一出潼关，武汉的政治领袖们——如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⑻粕堑热恕忝Σ坏瑰锵嘤崎拙徒蹋谥Ｖ莺头胗裣椤肮采坦恰薄�
1927年6月10日，参加郑州会议的汪精卫、孙科、谭延辏Ш嫌�
6月10日，双方在陇海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里举行会议。西北军的军官们兴高采烈地称赞他们的总司令有办法，在西北吃了那么多苦头，终于又回到河南来了，“说不定还能一口气打到北京过年呢！”他们用力拍着南方人的肩膀，竖起拇指赞扬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把“联俄容共”说成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南方人一面苦笑，一面也吹捧西北军如何神勇无敌，劳苦功高，今后北方的军事，只有冯玉祥能担起这副重担，简直是斯人不出，奈天下苍生何。
汪精卫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着向冯玉祥诉苦，说武汉被共产党搞得乱七八糟，商店店员只顾游行开会，不做工作，也不许店主停业。每次开群众大会，都说有几十万人，其实连一万人都不到。
冯玉祥忽然发现自己由一个在北方混不下去，投奔革命的旧军阀，变成了革命的仲裁者。但汉方代表愈是心急，他愈是天南地北，高谈阔论，只字不提反蒋，汉方代表摸不透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还以为他和蒋介石有了密约，吓得匆匆跑回武汉去了。
汉方的首领们，不仅恭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还答应把唐生智的湖南兵统统撤回湖北——这当然是个顺水人情，唐生智的队伍已经极端厌战，再不撤回，也将酿成大乱。汉方在冯的身上作了大笔投资，无非想让他表个反蒋的态度。但冯玉祥深谙待价而沽之道，故作举棋不定状，等候价码继续上升。
6月6日，阎锡山发表易帜宣言，也表示要保持独立，等待宁、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在等候冯玉祥的去向。
武汉的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抱怨说：“为了联合冯玉祥，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中央号召工农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现在这一联合实现了，可是它给工农带来一些什么利益呢？”
郑州会议一周之后，冯玉祥跑到徐州和蒋介石会面。他对欢迎他的南京大员们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一顶赤帽子戴。”
其实，这并不是南北联合，而是西部和东部的联合，是东部财阀和西部老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携手合作。武汉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满足不了冯玉祥的要求；而蒋介石则可以借东部的金钱来收买西北军。
冯玉祥还在玩着不阴不阳的政客手腕。他一方面迎合蒋的口味，写信给武汉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谴责武汉的“暴烈分子”“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实”；二、应把鲍罗廷解职遣送回苏联；三、武汉政府委员除一部分应出洋休息外，其余可与南京合而为一；四、武汉方面军队，尤其是唐生智所部，应继续参加北伐。然而，当蒋请他出兵攻打武汉时，他又顾左右而言他。
冯玉祥在武汉那里得到了河南的地盘，在蒋介石那里又得到了山东的地盘。公死有肉吃，婆死也有肉吃。这位以老粗自命的农夫，左右逢源，收获丰厚。
10月，奉军大举攻晋；直鲁联军在陇海路上也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激战。双方一直相持到1928年2月，冯军才算突破僵局，沿直南、鲁西一线展开。
4月，冯军一部绕出长清，攻济南西侧；第一集团军方振武部进逼张夏，攻济南南侧。方振武从前也是冯玉祥的部属。4月30日，两部攻入济南。外交部长黄郛和特派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赶往济南，办理外交事务。黄郛是当年参与冯玉祥“首都革命”的头号政客。
方振武入城拜会各国领事，表明友好态度，其中包括和日军第六师团福田彦助司令官会晤，双方大谈“和平”。
方振武提出了三点：一、济南的外侨是否安全？二、中国人民是否安全？三、国军已经到达泺口，请顾全中日邦交，维持东亚和平，勿生误会。福田则满口答应，“以和平二字互勉。”
然而，从次日开始，城里的日军竟到处杀人。到了5月2日甚至开始屠杀中国军人。5月3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架起了大炮、机枪，垒起了沙包、铁丝网等防御工事，戒备森严。阎锡山的第四集团军几名政治宣传员在南魏家庄张贴标语时，遭到日军的袭击，死伤数人。冯玉祥手下大将、山东省主席人选孙良诚也在一个澡堂子里被日军包围，几成俘虏。慌忙之间，孙良诚换了别人的便衣，从后门跳墙逃脱。日军冲进澡堂子后，搜出了军服，把洗澡的人全部枪杀了。
一连几天，事变愈演愈烈，连交涉署主任蔡公时也被残杀。
黄郛作为外交部长到日本领事馆交涉，竟被扣留。一名日军班长粗暴地呵斥：“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外交部长？我会管那么多！”直到傍晚才获释放，回到寓所，惊魂甫定，日军又来搜查，卫队全被缴械。黄郛慌慌张张地跳窗而逃，所有文件都被日军掳去。
当北伐军进入济南后，冯玉祥便从徐州出发，乘火车前往济南。但在兖州附近，看到大批大批的国军士兵，推车挑担，沿着铁路线垂头丧气地往南走。冯玉祥派人下车问个究竟。士兵们都说，日本鬼子在济南反了，把外交处长蔡公时也杀死了，他们是奉命南退。
冯玉祥乃令火车迅速北进。在万德车站，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请冯玉祥勿进济南城，在党家庄下车，召开紧急会议。5月5日，冯玉祥赶到党家庄，蒋介石也从济南退出。两人举行会商。当时蒋已给他的第一集团军下了全军南撤的命令。蒋断定日军的阴谋不外乎为了阻挠北伐，如果在此开战，则正中其下怀。
冯玉祥对事件性质的判断和蒋介石一致，并且看透了蒋的用心，知道他不想啃北方这块骨头。黄河以北地区，与长江流域相比，城市更加稀少，农村更加贫穷，工商业更加落后。对统治这些地方，蒋介石的信心并不很足。而对冯玉祥来说，这是夺取北方军事指挥权的天赐良机，于是慷慨请缨：“只要把京、津打下来，济南的日军自然就要退兵。”
蒋介石大喜过望，敦促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把奉军赶出关外。
一个想退回江、浙老巢，一个想吞并北方地盘，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把扫荡北部中国的指挥权，交给了冯玉祥，自己回徐州坐镇去了。
撤退的命令略加修改，变成改道北伐，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按原计划向南撤退。
从此，冯玉祥的军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沿京汉线突飞猛进，和不久前小脚女人式的进军速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只想抢在阎锡山的前面占领京、津。
5月11日，第二集团军占领石家庄。北洋军队在西北军的猛袭下，早已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西北军的强大部队从京汉线两侧蜂拥而上，冯玉祥挥鞭跃马，指点江山，大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豪情。
5月28日，全面总攻开始。直鲁奉联军防线顷刻瓦解。张作霖在逃回关外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
当冯玉祥的军队沿京汉线东侧北进时，阎锡山亲自率军沿京汉线正面向北挺进，另一支山西军沿京汉线西侧前进。雁门关一带的部队，几乎倾巢而出，都调到了石家庄以北地区，其目的也是和冯抢京、津地盘。5月下旬，晋军攻入保定，北京遥遥在望。
冯、阎两军马不停蹄，直扑北京，简直成了一场长跑比赛。阎锡山猛著先鞭，终于抢了头筹，于6月8日进占北京，并且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不费一枪一弹而得天津。北洋集团的老巢被彻底捣毁了。
12月29日，张作霖老帅的儿子张学良少帅通电易帜。从此东北也飘扬着青天白日旗。
【贰】编遣会议上，各方派系明争暗斗，潮起潮落，南方集团、西北集团和东部集团已形成鼎足而立之势。
在经历了一系列震撼历史的非常事件以后，中国国民党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当北伐军打过了长江的时候，当西北军杀出了潼关，当指挥这场战争的首领们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东部的企业家们比他们更早意识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机遇。
至少在1929年以前，这些人仍然幻想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并创造稳定的政局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兴高采烈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没有觉察到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不在于某一个官僚集团，而在于地域最广阔、文化最落后、生活最贫困的农村。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当北伐完成的时候，控制着中国局势的这批军人们，大多数是来自乡村，而且是来自最边远和最封闭的那些地区。在四个集团军中：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来自甘肃、陕西、宁夏一带；
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来自山西；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来自广西。
这就注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悲剧性。
在冯玉祥的眼中，这场战争和以往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以及大大小小、打了十几年的军阀战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权力。军队推进到哪里，地盘就扩大到哪里，权力就覆盖到哪里。丢失军队，意味着丢失地盘和丧失权力。
北伐完成以后，蒋介石以谒祭孙文灵寝的名义，在北京西山和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见面。大家在孙文遗体前痛哭一场，然后互相祝贺北伐战争的胜利，赞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