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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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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黄鬍子为了团结,虽然十二万分不情愿,也勉强接受了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从这次争论中,感觉孙文不易共事,有了另起炉灶的打算。他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离开日本回国,到东北和白山黑水的会党联络去了。
  其实,这场争吵完全不是什么美感问题。因为这面旗帜将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载入史册,所以采用谁的旗帜,似乎就等于承认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几乎每个政治家,都沉浸在同样的梦想中。
  【叁】当孙文向皇权宣战时,他相信会有3500万帮会成员追随他的革命事业。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团体中,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旗帜式样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1907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孙文和胡汉民一起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划革命军事去了。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策动下层造反这一艰巨工作上面。尽管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能说流利的英语,并在香港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具有比其他中国人更深的认识,但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却更热心于利用江湖游民中的秘密帮会。据他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孙文他们经新加坡到了安南(越南),在河内设立秘密机关。孙文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以饮食业为掩护,招纳亡命志士。这是胡汉民第一次从事实际的武装革命。他发现在民间活动的所谓革命党人,竟大部分为江湖道上的绿林好汉、贩夫走卒。孙文在策动他们起义时,金钱的力量远远大于主义的力量。
  孙文用来收买会党的钱,主要来源是靠西贡的银行买办曾锡周和巴黎富商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张静江夫妇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的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他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巴黎、纽约均有通运公司的分公司,此外还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他本人长年住在巴黎。
  孙文向胡汉民介绍张静江时说:
  “他是一个很奇怪很豪爽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时,我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A、B、C、D、E的次序,A字要一万元,B字要二万元,E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多少钱的密码吧。’”
  胡汉民觉得这近乎天方夜谭。他问孙文试过没有。孙文说没试过,“但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信实人,不会说诳的。”这时他们正好急需一笔钱在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策动起义。胡汉民半信半疑,给巴黎拍了一个A字电报,那边果然立即汇来一万元。他们再打了个E字电报,五万元也很快就汇到了。
  胡汉民写了一封长信给张静江,说明这笔钱的用途,以示妥慎负责。张静江并不回信,只是托朋友转告:“我并不需要你们写长信,难道我是接到你们的长信才相信你们的吗?以后你们只要实行做革命事业,就胜于发长信给我了。”
  现在,资产阶级的钱,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入江湖好汉的手中了。
  胡汉民从河内到香港,协助黄冈、惠州会党起义。革命党在日本买了一批军火,用船运到汕尾。等到运载军火的船靠岸时,胡汉民才发现连装运军火的驳船、工人一个也没有,岸上反而挤满了瞧热闹的闲人。官府觉得事有可疑,派了一条兵轮前来检查。军火船只好匆匆避往香港,军火全让日本警方扣留了。
  以后革命党在惠州、防城又发动了一连串的起义,虽然秘密帮会非常热心,每次举事,总能啸聚一帮徒众。但最后都是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有一次孙文在一位帮会弟子身上发现一包毒药,他惊奇地问:“你总是随身带着这种东西的吗?”那个帮会弟子慨然说,“大丈夫死不足惜,一旦被擒,这就是我的唯一归宿。”孙文冷冷地说:“你很害怕被杀吗?你带着毒药,就是怕死的证明!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大丈夫自有人来杀我,我不自杀’。这才是革命者的气概,我劝你还是不要带这些毒药。”
  在镇南关,胡汉民曾经追随孙文、黄兴星夜抢占一个炮台,准备向清军发动进攻。道路崎岖,行进艰难。胡汉民一介书生,从未受过行军之苦,刚爬到半山腰,就倒地昏迷不醒了。几位冒险家终于登上炮台。等到天明以后才发现,大炮的方向全是对着安南的,根本打不到中国境内。在他们中间唯一会打炮的,是一位雇来的有鸦片烟瘾的法国退役炮兵中尉,此刻正在一旁吞云吐雾。等他过足了瘾,象征性地打了几炮,然后匆匆撤离。
  行动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但孙文就喜欢冒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时重象征甚于重实际。孙文反清20余年,这是头一回亲自向敌人开炮,其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谁也没有指望这些冒险能够成功,包括孙文在内。它们与其说是军事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更为恰当。其作用不在于一举推翻政府,而在于造成声势,使朝廷疲于奔命。
  然而,由于不间断地发动起义——继镇南关之后,钦廉、河口等地相继发难,但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已耗掉了20万元,经济面临困境。那些能拿得出钱来的人,远离事件中心,对革命党募捐的用途,难免产生怀疑。筹款愈来愈困难了。而同盟会内部,因筹款问题,引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江、浙人与孙文交恶,双方形同水火,黄兴居中百般调停,也没有效果,江、浙人在党内发动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倒孙运动”。
  汪精卫在东京每每谈起这些事情,都流露出悲观、愤懑的情绪。终于,在1909年,他绝望地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效法荆轲刺秦王,不惜“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去暗杀朝廷大员。他的妻子陈璧君为了帮助丈夫行刺,也在努力学习击剑。
  当时胡汉民正在香港和赵声等人筹划一次新的起义,他深知汪精卫一介寒儒,根本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料,从公从私,均须全力阻止。他立即去信规劝,建议汪氏在东京续办《民报》,以牵制他潜返内地的计划。但汪氏终于抛开一切,毅然回国,北上古都,密谋暗杀朝廷大员。临行前,他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这时,他们在香港筹划的起义,又是胎死腹中,来日大难,后顾茫茫。黄兴、赵声和胡汉民离开香港,飘洋过海,到南洋为下一次举事筹款。在新加坡,胡汉民接到香港电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失败,于4月16日在京被捕,判处无期徒刑。
  【肆】革命党的每一次起义,总是经过长时间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变成了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失败接二连三地降临。
  由于单纯依靠会党的起义,接二连三地失败,同盟会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军。1908年,有一批湖南和广西的同盟会员随新军调入广东,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暴动。他们模仿哥老会的做法,在新军里散发一种叫“保亚票”的凭证,这是一张四角印有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诗句的纸片,领了它就等于入了会。
  没几天时间,新军士兵几乎个个怀里都揣着一张保亚票了。他们与同盟会联络,寻求支援,同盟会资助了他们几百块钱,作为暴动的经费。可惜还没来得及花,保亚票就被官府查获了。官府对新军进行大规模搜捕,一夜间抓了几百人,两名首领被迅速押解到广州天字码头斩首,血溅城门。
  这一事件,虽然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但它标志着革命势力已经渗透到军队中了。军队加入到反叛的行列,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凶兆。
  1909年6月,孙文到了庇能。他丝毫也没有气馁,相反,他告诉大家,他已经计划好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孙文委托胡汉民再筹五万元。但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广州新军竟于此时仓促发动起义,才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同盟会在广州最好的机关被破坏了,最便利的地盘失去了,从新军逃出来的党人,恓恓惶惶,多如过江之鲫。虽然帮会兄弟讲究江湖道义,但为了招待安插他们,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无法可想。
  大家一致决定,以办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向华侨筹款。这是为了避免居留国政府干涉。同时初步议定,这次举事的经费为10万元。英属、荷属各筹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美洲未计。即席便捐得8000多元。
  然而,筹款比想象中更为困难。胡汉民遍游各埠,筹定之款,尚不满一万,离孙文提出之数,相去殊远。孙文运用他在洪门中的影响力,说服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各埠的致公堂,变卖或按押楼宇,陆续筹了10万余元巨款。后来民国成立,洪门曾打算请南京临时政府出资把这些物业赎回,但他们的要求却石沉大海。其实那时的南京政府,也是光棍一条,家无隔夜粮,还背着500万元债务,哪有钱还给洪门?直到1921年才由华侨自己集资赎回部分物业,无法赎回者仍不在少数。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
  1911年11月,孙文回国后与同盟会成员在上海议事
  不久,胡汉民返回香港,他已心力交瘁,甚至想通过赌博筹集营救汪精卫的款子,结果连仅有的100元也输掉了。孙文激励他说,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刺杀太上皇居然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朝廷之所以不杀精卫,实在是慑
  于风起云涌的革命势力。
  1911年5月,孙文第三次赴美国筹款。他和黄三德协商后,决定把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凡入了同盟会而未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
  堂;凡入了致公堂而未入同盟会的,也一律加入同盟会。
  当时许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致公堂是江湖帮派组织,其入会手续繁琐复杂,又要开坛喃唱,又要传授秘密手印,又要背诵隐语暗号,又要跪拜受训、歃血为盟,宗法迷信色彩太浓,与革命宗旨相异趣。但孙文反倒觉得,迷信是一个团结会众的好方法:“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应,亦要自己造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招来全部涣散。”温雄飞《回忆辛亥前中国在美国成立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不是搞政治的人,说不出这么生动深刻的话来。
  孙文让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主要是想利用致公堂筹款。经过艰苦努力,筹到的钱终于突破原定计划。孙文曾经说过,能否筹足这笔款子,只是起义的安危问题。其实,不论筹足与否,起义都是岌岌可危的。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等候胡汉民。他一到来,武装起义的统筹部就成立了。这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由一群热血沸腾但各持己见的党人组成。黄兴、赵声担任统筹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课课长,编制课课长由33岁的海丰人陈炯明担任,他是秀才出身,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法学堂,但在海陆丰一带的草泽绿林中,一呼百应。  
  当时广东是三套马车,两广总督张鸣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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