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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江将军临危受命，继冯玉祥之后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替他们的教父指挥这场大撤退。张之江是一位狂热的基督徒，三句话不离“耶稣”，然而，无论从才能上看，还是从威望上看，张之江和冯玉祥都不能同日而语。
撤军在一开始还算井井有条，并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国民军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固守察哈尔，重点在南口；以一部固守多伦，掩护左翼安全；另以精锐部队迅速夺取雁北地区，巩固右翼，确保后方。
计划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实行起来困难多多。
国民军西撤，在中原看来是一种退缩，但在西北看来，却是大军压境。察绥十三县和山西雁北犬牙交错，对山西来说，恰如芒刺在背。别说地方小军阀，就是阎锡山，也不会让他们顺顺当当回到西北。
直奉两系，为了对付共同敌人冯玉祥，化干戈为玉帛。吴佩孚和张作霖派往太原的代表，络绎于道。吴的代表说：“玉帅（吴佩孚）对冯玉祥倒他的戈，一直耿耿于心。”张的代表说：“咱们三方面合作，消灭一个冯玉祥，那就可以胜券在握了。”阎锡山对谁都敷衍应付：“雨帅（张作霖）和玉帅在中原会师之时，我一定追随。”
对阎锡山来说，冯、吴、张其实都是威胁，区别仅在于远虑和近忧。
阎锡山征询身边文武百官的意见。虽然他们多数认为冯玉祥反复无常、措置乖谬，人人得而诛之，但阎锡山仍然不肯遽下决断。在经过从1月到4月的犹豫之后，他才下了先搞掉姓冯的决心。
3月中旬，山西的军队攻占顺德，便是试探性的一步。顺德驻军是国民二军的部属，城里还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山西人，名叫孔庚。他是反阎的健将，阎锡山借口要抓他归案，攻入顺德，消灭了驻军。孔庚抓到了，但两个月后就放了出来，还送了三千块旅费。可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当国民军从北京撤出时，直奉晋三方联合围剿国民军的形势，已经告成。
国民军向西退却，奉军尾随追击。国民军面临前后受敌的局面。为了首先击破山西之敌，国民军从一开始就集中兵力猛攻雁门外十三县。
晋军的前敌长官昏庸无能，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还躺在床上抽大烟。阎锡山急忙阵前易帅，才力挽狂澜，得以保持对峙状态。
8月1日，奉军同时向南口和多伦发起总攻。南口的炮声，连北京都隐约可闻。奉军的每一次进攻，都被国民军猛烈的炮火击退了。一度野草茂盛，遍山灌木丛的山头，变成了一片布满断树枯草和尸体的荒野。双方胶着了几个昼夜，奉军一面继续以步炮兵向南口猛攻，一面派遣大军由热河向多伦、沽源包抄。
国民军劫数已定。愈来愈多的奉军增援部队穿过荒凉的山野来到前线，进攻势头也日见凶猛。张作霖给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请他把晋军撤到古店、孤山，固守雁门关。等奉军攻克多伦，威胁张家口时，再行出击。这个建议正中阎锡山下怀，他立即把队伍从火线上拉了下来，退到雁门关，凭险固守。
这时吴佩孚的军队正开赴大同。阎锡山急忙去电阻止，声称晋军有把握坚守大同，不必烦劳直军继续前进。他害怕直军侵入他的地盘。
不久，奉军攻占多伦，南口的国民军士气大落，全线动摇。奉军于是长驱直入，追奔逐北。国民军的撤退变成了溃退，士兵们骑着抢来的毛驴、骡子和马四散逃窜，在途中又不断受到红枪会的袭击，辎重丧失殆尽。事后苏联顾问描述国民军溃退时的情景：“他们乘火车逃跑时，不遵守任何铁路运行章程，火车一列接一列地开，遇到红灯信号时也不停车，结果，不止一次出现翻车事故。”［俄］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
张之江扔下了队伍，在手枪队的掩护下逃到了绥远。由于极度的惊恐劳累，他竟得了个眼斜口歪的病症。
检讨失败原因，首先在于士气的低落。自从直奉重新结盟以来，国民军观音打成北帝样，白脸变成了黑脸，上下被悲观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退回大西北，本身就是无奈的下策。
其次在于指挥系统的失灵。冯玉祥走后，国民军的统帅机构一直半瘫痪，将领之间的互相倾轧，日趋激化。打起仗来，东攻西不动，西攻东不动，整个战线没有一次总攻。
冯玉祥自己避开，原是让部下扮演向吴佩孚乞和的角色，没想到离开了他的国民军竟不堪一击。号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革命军队”，一旦战败，也和其他军阀一样，烧杀抢掠，携械落草，种种痼疾，一应俱全。
在这次惨败中，国民军的精锐损失泰半。第一军几乎全军投降阎锡山；第五军纪律最严明，也损失了一半的兵力，不少溃兵都当土匪去了。在国民军中工作的苏联顾问绝望地说：“西北军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然而，在这危难关头，便显示出冯玉祥的高瞻远瞩之处。他早在一年前派遣一个师开入甘肃，就是为了给国民军留条后路。现在这条后路起大作用了。
冯玉祥从苏联兼程回国。在苏期间，这位西北老农已经加入了国民党。而且据他说，国民军全体官兵也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军几十万官兵正在浴血苦战，不知如何正式办理入党手续？无疑这又是他们这位教父的一项杰作。
不管怎么说，加入国民党对冯玉祥的政治生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返国的随行人员中，不仅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前呼后拥，先声夺人。
冯玉祥在五原见到了他的部属，败军之将，难免神丧气沮。冯玉祥问：“在五原还有多少部队？”
他得到的答复是：“只有四千余人了。”
冯玉祥双手叉腰，以气吞山河的气派说：“多了！只要有四百人，我们就能有所作为的。”
果然，冯玉祥的身影在大漠上一出现，国民军被打散的官兵便纷纷归来。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牧马悲吟，胡雁夜飞，黄河的儿女这回要杀向中原了！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就在五原收拾旧部，大誓三军，宣告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到会授旗。
饱经患难的国民军又死而复生了。
当初投降山西的国民军，大部分驻扎在包头，冯玉祥单刀赴会，要把他们悉数拉出。阎锡山的代表也闻风而至，向冯解释这次在大同截击国民军，乃一时误会。
冯玉祥爽快地说：“自己远在异国，小兄弟们，不了解阎省长的衷怀，以致引起双方的误会，兄弟深为惋惜！但愿此后永远推诚相与。”
一句“误会”，不知多少士兵的血白流了，命白丢了。
为了东山再起，冯玉祥不仅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也必须和阎锡山保持友好关系。
1926年，中国的前途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历史又给了中国人一次选择的机会。
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挥师北伐，饮马长江和底定东南，已成定局。吴佩孚因为不愿意和冯玉祥言欢，面临着南北两面受敌的局面。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吴佩孚困守查家墩总司令部一筹莫展之际，他手下的大将竟纷纷向南方革命军输诚，发炮轰击吴佩孚的总部，又切断查家墩周围的交通，只留下通往法租界的一条出路。
吴佩孚终于意识到，他的事业在冯玉祥倒戈时，已经结束了。他的东山再起，不过是回光返照，迅速地化作尘烟。
昨日之日不可追，吴佩孚禁不住一声长叹，把一切放下，率领残部突围北去，辗转逃往四川。途经嵩山时，这位名满天下的常胜将军，突然萌生剃度出家的念头，经夫人极力劝阻，才怏怏离去。回想一生，如此如此复如此，一时无限唏嘘，赋诗自叹曰：“他年容吾一抔土，不须伐石姓名叙，自古贤豪几坟茔，茫茫烟蔓寻何处？”
左右的随员听了，无不怆然泪下。从此吴佩孚便成为明日黄花的历史人物了。
南方革命军虽然横扫长江以南，但是对西北和东北，实有鞭长莫及之虞。大漠西域、塞外边关，南方人水土不服，即使挟新胜余威，亦不足以一举歼敌。因此，如果能兵不血刃而使西北变色、东北易帜，当为上上之策。
在莫斯科的时候，鲍罗廷曾经对冯玉祥说：“您的救国大策，如果比国民党的好，那我们都愿意离开国民党去为您的主义效力；倘若您没有这种计划与方策，那就请您赶快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主义，大家一致努力，完成革命。”
作为回答，在五原誓师时，冯玉祥大声疾呼，从今以后，要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继续前进。既然北洋集团要联合起来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位北洋正统出身的倒戈将军，这次索性来个彻底的倒戈，倒整个北洋集团的戈。
但像往常一样，他对自己大声疾呼的政治口号，并不一定认真实行。他拒绝在国民军的宣言中写入有关社会制度改革的内容，也拒绝把国民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由此可见，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挂起了青天白日旗的冯玉祥，麾军南下陕西，当然不是去打吴佩孚，而是忙于抢地盘。不管怎么说，他对直系还是心中有愧的。直到1926年底，他才杀出潼关，不过还不是真的去打直军，他已经明确表示，要保全自己的军队，假他人之手去打仗。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南方政府便向山西频送秋波。众所周知，阎、冯是西北的两大枭雄，他们的向背，决定着西北江山的颜色。想当初，娘子关外，直奉两系的使节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而现在，时隔不过数月，物换星移，阎锡山的座上客，成了从南方来的密使。
阎锡山的态度十分暧昧。他既敷衍南方政府，答应在1927年5月5日举事，又敷衍北洋集团，发誓决不背叛。
为了争取阎锡山，南方政府重币甘言，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酬。但这位千年老道，依然首鼠两端。直至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告就任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分兵六路协同北伐，西北局势才大致明朗。阎锡山于6月在太原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
然而，阎、冯二人玩的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把戏。冯玉祥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却慢慢腾腾，尽管河南的红枪会爆发了全面暴动，豫军早已阵脚大乱，但冯玉祥还是花了一个月才打到郑州和开封。
然后，在郑州他又玩起了政治阴谋。
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壹】在宁汉对峙的局面中，冯玉祥充分显示出没有政治理想的机会主义性格。他既答应了和武汉政府合作，但马上又反戈一击，投向了南京政府。
1927年初，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在军事战场上，北伐军节节胜利，夺取了半壁河山；更添西北易帜，阎、冯杀向中原的声威，北洋集团的覆灭，已成不易之局。
然而，在一片祝捷的欢乐气氛中，国民党人忙于接收北洋遗产，把污泥垃圾也一同接收过来。结果，军事上的胜利愈辉煌，投射在“革命”这个巨人背后的阴影，也就愈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