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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帅虽败，但气势却一点也没败，照样是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八面威风。吉田茂唯唯而退，事后派人向吴氏转达，如果吴氏认为必要，可以暂时退入日租界。吴佩孚表示了谢意，但转身却对自己的部下说：“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11月21日，眼见得大局已定，国民军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了，段祺瑞这才施施然入京；张作霖接踵而至。25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冯玉祥在一旁干瞪眼，对时局完全丧失发言权，不得不迁往天台山“闭门读经”。
然而，国民军仍然盘踞着北京，顺天王府（张作霖在北京的下榻处）和天台山俨然形成对峙的局面。国民二、三军已经答应让出直隶的地盘给奉系，他们向西北发展。因为孙岳认为河南、河北两省自古是四战之地，奉、直必争的焦点，国民三军实力有限，不足以抗衡，而甘肃以西还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比较有发展的空间。
第三军一位长官声称，当时他们“幻想在甘（肃）新（疆）一带搞一长时期的军事割据，来实现自己一大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经济主张。”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真是吹牛不用打税，这些西北军阀，搞搞军事割据还行，要搞资产阶级改良，则还没有这知识与本事。
当国民二军进入陕西时，冯玉祥突然以强烈的态度表示反对。他虽然到了北京好几年，但一直认为西北是他的地盘，不容别人染指。
闹了半天，原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924年，冯玉祥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借以扩充地盘且为将来预先布置下一条退路。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
事实证明，西北是冯玉祥的唯一生路。
1925年，奉军大举进兵京畿，派人和冯玉祥谈判，请他让出北京。冯玉祥敢怒不敢言，他知道北京再也呆不下去了，但又不甘心拱手相让，于是又密谋倒奉系的戈了。
冯玉祥和奉系内部的少壮派将领、第六路总司令郭松龄秘密联络，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结拜兄弟，掌握着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但长期受到老派军人的排挤，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这批和张作霖一起出身的绿林将军们一扫而净。和他一起发难的还有奉军的另一员大将，直隶督军李景林。
郭松龄
11月19日，包头寒风怒号。郭松龄的代表和冯玉祥在恶劣的天气下，举行了至关重要的秘密会晤。他们签署了一份密约。明确地规定倒戈后把西北划归冯玉祥。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
排除军阀云云，民主政治云云，都是门面语耳，别说这些军阀官僚不懂什么叫民主政治，就连那些整天把“德先生”、“赛先生”挂在嘴边的五四青年，也未必真懂。冯玉祥进据北京后，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在街头大喊“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1964年版。的口号，这是什么民主政治？这是大专制、大独裁的前奏曲！
关于地盘和利益的分配，才是冯、郭密约的核心：
“1、直隶、热河归丙（李景林）治理。甲（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得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2、乙（郭松龄）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甚至中央政府的组成，亦“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1月25日，平地起疾风，郭松龄通电倒戈，麾军直杀向关外，一路势如破竹。倒戈的军队乘坐火车，一列接一列地通过昌黎驶向山海关。奉军抵挡不住，仓皇退往锦州。郭松龄将他的五个师改编为五个军，声威大振。
由于郭松龄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眼见得奉系已无招架之力，冯玉祥开始后悔把利益分给李景林了，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不讲主义，也不讲道义。利字当头，愈是朋友愈要先挨刀子。冯玉祥索性下令国民二、三军乘势向保定的李景林进攻，争夺河北地盘。
李景林措手不及，仓皇之间退出了保定府。他的对冯玉祥的反复无常勃然大怒，立即放弃了支持政变的立场，在杨村向冯玉祥的后路猛攻。冯玉祥不得不回过头来对付李景林，他显然过高估计了国民军的战斗力，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
就在这三天时间里，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地挫败了郭松龄的攻势，把这场军事政变粉碎了。郭松龄夫妇被奉军逮捕枪决，当他们跪在铺满白雪的刑场上，仰望着铁灰色的天空，长叹无言之际，他们内心是否在怨恨自己找错了盟友，以致功败垂成？
冯玉祥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主见，为了东山再起，他不惜重施故伎，准备再发动一次政变，将段祺瑞赶下台去。
1926年初，国民军和张作霖为了抢夺地盘，已经剑拔弩张。3月12日，东北海军在两艘日本军舰掩护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的机会来了。
民众的情绪迅速沸腾了。3月14日，30万民众在京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18日又有十几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对这场风潮，推波助澜，他们一心想把它演变成推翻政府的运动。因此，北京的抗议活动，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加温。
段祺瑞果然沉不住气了。3月18日，残暴的北方军人在执政府门前开枪镇压示威学生。一时间死伤枕藉、血流成渠，民主梦想，完全破灭。人们奔走哭号，痛心质问：“这是我们的政府吗？怎么会这样残杀自己的同胞？他们究竟是人还是禽兽？”
这一天被形容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两天以后，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把国内的事情统统交给部下去办。他在这个时候出国，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奉军利用大沽口事件，长驱直入，国民军已被迫退出京、津。为了抵御奉军，冯玉祥居然又想和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以恢复曹锟自由来交换段祺瑞下台。他还给吴佩孚发了一封电报说风凉话：“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故，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策。”《曾虚白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虽然冯玉祥有倒戈将军之称，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七倒八倒，将首都革命完全否定，自打嘴巴，却也多少有点为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走开，让部下去干。
然而，吴佩孚对冯玉祥恨入骨髓，一提起这个人便“毛发倒竖，咬齿嚼舌，满口流血”，即使寝其皮食其肉，也不解心头之恨，怎会和他杯酒言欢？吴氏甚至放言，为了消灭冯玉祥，他宁愿和张作霖言归于好。至少奉张有自己的一贯主张，不是朝三暮四之徒。
1925年的最后一天，从天津辗转赴鄂的吴佩孚，在汉口的查家墩总司令部向全国发表结束讨奉战争的通电。各地的直系将领纷纷通电响应。这是直奉携手讨冯的先声。
1926年1月，旧国会议员云集汉口，发表宣言，主张段祺瑞下野，恢复旧国会，选举新总统，并改选众议院，修改宪法。所有主张，和吴佩孚不谋而合。两天之后，段祺瑞宣告辞去执政职。张作霖也公开表示关内之事，悉听吴佩孚主张，对于法统问题他毫无意见。
吴佩孚起兵讨冯，调集重兵猛攻西北门户河南。指挥这场战事的是吴氏手下最得力的战将、讨贼联军副司令靳云鹗。2月28日攻入开封，3月2日克郑州，3月5日陷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军一败涂地。
不过，靳云鹗却不想把国民军赶尽杀绝，他认为奉系才是真正的敌人。他的部队在攻占保定之后，便施当年吴佩孚在湖南罢战的故智，偃旗息鼓，派代表到北京和冯玉祥手下接洽。一时间旧直系联合讨奉的谣言甚嚣尘上。
国民军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一、释放曹锟；二、恢复法统；三、将京汉全线归吴军；四、国民军驻屯京兆；五、吴国两军协同要求奉军退出关外。
至此，国民军已经自动把首都革命的积极意义，全部抹杀；也就把这场所谓的革命，变成普通的军阀政变。为了讨好吴佩孚，冯玉祥不仅辞职，还取消了国民军的名义。国民军的两员大将张之江和李鸣钟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国民军竭诚听命。
国民军终于低头服输了，讨冯的目的已经达到。吴佩孚身边的人，无不欢腾雀跃，下一步就是重新开始讨奉战争。新仇旧恨，这次来个一次算清。谁也没有想到，在冯玉祥倒戈之后，吴佩孚一败涂地，竟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这真是一个奇迹。
殊不知，这位吴佩孚大帅，是个有自恋倾向的完美主义者，把自己的形象、举止、言行、声价，看得比青天还高，比泰山还重，一生惟重“义”、 “名”二字，因为惜名，所以重义；惟其义尽，所以名成。他对手下的人说：“大家主张联奉，我听从你们的意见，这会儿又叫我反过来讨奉了，那我还成玩艺儿吗？”
以吴佩孚的性格，既然讨冯，就不能学冯玉祥朝秦暮楚；既然和奉张合作，和战之计就必须直奉双方决定，讨奉的话，根本连提都不能提。
国民军彻底孤立了。现在最后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们占有北京的地理之便，把段祺瑞抓起来，或者还可以见好于吴佩孚。
于是，一次新的倒戈，在这种孤注一掷的心理下，又开始付诸实行了。
可惜这次政变，却没有上次那么幸运，当国民军在4月9日晚上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时，歪鼻子早已得到消息，鸿飞冥冥，逃入了东交民巷。弋人何慕，国民军的美妙计划顿成泡影。
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一直软禁着的曹锟放了出来，恢复电讯交通，请北洋耆宿组织北京临时治安会，代行政府职权，然后一面以谦恭的态度表示今后唯吴佩孚马首是瞻，一面悄悄撤出北京。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留了一条可笑的尾巴，从此成为历史的名词。
国民军面临全盘失败，他们唯一的退路，就是回到大西北。
张之江将军临危受命，继冯玉祥之后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替他们的教父指挥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