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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推进虽然神速，但原来答应提供帮助的台湾日本总督，却因为国内政局的变化，临时转舵，不让孙文入境。负责购买军械的日本人也卷款而逃。义军最后弹尽援绝，只好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孙文面对失败，仍气壮山河：“如果我有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孙文致犬养毅函。《国父全集》补编。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3年版。孙文深信靠几个冒险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扭转乾坤。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一再使中国历史发生戏剧性的突变，也使他得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粤语“车大炮”为吹牛之意也。
1903年，兴中会的几位冒险家又在策划另一次暴动。这次是由兴中会首领谢缵泰和太平天囯的瑛王洪全福主持。洪全福是洪秀全的从侄，当年转战桂湘鄂皖苏浙各省的左天将。谢缵泰从小就是洪门成员。他们在香港中环德忌笠街设立总机关，又在广州城内设立秘密机关，贮存军火、军服、旗帜等物。然后飞檄江湖，传令北江、东江各路绿林人马，同时响应。洪全福自号兴汉大将军。可惜事机不密，还没有发动，就被官府侦破，香港的机关也被港英当局破坏，好几名党人被捕，起义又复流产。
兴中会的暴动，几经受挫，再而衰三而竭，大家的元气都泄了。谢缵泰黯然退出革命，埋头办报纸去了，但孙文却是一位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人物，他认定了一个目标，便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只是一出独角戏，也要一演到底。因此，在江湖上，出现“革命党消，革命领袖兴”的情形，兴中会衰败下去了，但孙文的名字，反而冒了起来，愈叫愈响，简直如雷贯耳。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党的出现，一开始赢得留学生的热烈支持，然后渐渐得到国内开明士绅和新军人的附和，但真正的推波助澜者，却是三山五岳的黑社会大哥。
孙文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决定加入海外洪门。1903年他第二次到檀香山时，在洪门大老黄三德的介绍下，填了红单，进了香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红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加入洪门以后，情形果有天渊之别。筹款由洪门出面，人们踊跃捐输，事半功倍。在洪门资助下，孙文得以游历美洲、欧洲各埠，到处演讲革命，华侨也不再给他闭门羹吃了。
洪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清军入关之后，大批忠于明朝的士大夫、明室宗藩后裔纷纷逃亡，流落江南，与南方各地的草莽英雄相结纳，投靠梁山，落草为寇，组织起无数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秘密团体，江湖上呈现风行水涌的滔滔之势。
相传清康熙年间，朝廷围烧福建少林寺，有五僧逃出生天。这五僧便是被洪门奉为“前五祖”的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五僧逃亡过程中，又得到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位义士的相助救护，这五位义士即洪门的“后五祖”。五僧在白鹤洞下普庵会商举义，图覆清廷，爰集合志士于下普庵后堂红花亭，择吉于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同盟结义，成立洪门。而有崇祯帝的孙子朱洪竹参加大会，众以黄炎甲胄，明室正统，遂公推朱洪竹为盟主。这次聚会，洪门中人称为“洪家大会”。
这类稗官野史，颇有志怪传奇、词鼓演义色彩。天地会的起源，实与南方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有密切关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官府在远，拳头在近，械斗是家常便饭。不同籍贯、不同姓氏宗族之间、土客之间，一言不合，就要上演全武行，往往酿成命祸。于是，人们便纷纷结拜异姓兄弟，互济互助，一旦打起架来，拳头也多几双，嚷嚷起来声势也大些。群殴总好过单打独斗。
老实说，江湖上哪有那么多胸怀反清复明大志的会党？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谁做皇帝干百姓何事。哪个皇帝来了都一样要纳粮。会党初起时并无政治色彩，结拜异姓兄弟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不过是为了打架，为了争地盘，为了求生存。故凡有聚众械斗风气的地方，必有结党拜盟之事。啯噜会、青莲教、江湖会、仁义会一类组织，也就在这温床之中，应运而生。
洪门也即天地会，三合会和哥老会属其分支。三合会在海外称为洪顺堂，或义兴会，在日本也有称为三点会的，在美洲则称为致公堂。华侨十之八九都入了会，势力极之雄大。江、浙一带，洪门又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阳党等小团体。
革命党在短期内发育成长，有赖于它所高揭的民族主义大旗。“驱除鞑虏”的主张，和康熙年间洪门聚义时“满覆明兴”的主张，一脉相承。大汉族的理想，曾激发起无数仁人志士彻底牺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气。
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这种成功，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1905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7月30日，孙文与来自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来自广东的冯自由、胡毅生、汪精卫、朱执信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所揭橥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第一年（1905年7~12月）入会的成员，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黄兴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文（广东籍）担任总理，绰号黄鬍子的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柽（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后来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学就读，书记部一职，孙文指定由广东人胡汉民接任。会中要职，几乎全由南方人掌握。孙文的亲信，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是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 “下三”是指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个人全是老广。
同盟会纲领第一条“驱除鞑虏”，把同盟会革命定位于“汉族革命”，这已经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驱除鞑虏之后，是否平均地权就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这一切，在当时人们已各持歧见。许多人觉得，平均地权并非急务，且陈义过高，不利于发展组织，建议删除。
但孙文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避免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就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但何为“共和”？孙文向友人解释说，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由此可证，孙文心目中的“共和”，与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欧、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辙”。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1年版。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孙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乱与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也无任何具体实施计划，直到1924年前后，才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搞出一个二五减租的方案和制订劳动法，但始终没有认真贯彻。
南方人并不是天生有民主、共和的基因，而是由于地理关系，长期耳濡目染，较易接受西方的文化概念，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强势话语，于是借钟馗打鬼而已。从洪秀全的皇上帝天父始，以迄于今，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概莫能外。
在孙文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领导。他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帮会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一统江湖，号令天下。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所谓“天运”者，乃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文的理想表示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当时孙文、黄兴均默然相对。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安徽党人程家柽急忙打圆场：“如果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还是民主。”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的回答很妙：如果你们都不想做臣子，哪来的君主呢？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会。赴会者竟达万人。孙文在会上宣讲革命方略，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其大旨可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听众们如醉如狂，欢呼声、鼓掌声如同暴风骤雨。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然而，大会刚刚结束，同盟会为了革命军的旗帜式样，便发生了一番明争暗斗。孙文建议采用青天白日旗：旗帜上一轮白日，周围是十二道叉光。青色代表平等，白色代表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富有中国味道。
其实，这面旗子是当年兴中会用过的，如果同盟会沿用之，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但实际上兴中会早已消亡，同盟会中有兴中会历史的人，不过寥寥数个，如何能令以黄兴为首的、人数最多的华兴会信服？
黄兴提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是：这个图案与日本太阳旗相似，“有日本并华之象”，应尽快毁弃。不如改为井字旗。井字代表井田制，井田制同样很有中国味道。与孙文信赖日本的态度相反，黄兴对日本没有多少好感。
孙文绝不稍让，坚持用青天白日旗，因为在以往的革命中，“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决不能放弃。井字意思虽好，图案太缺乏美感了。双方愈吵愈激烈，黄兴甚至怒不可遏地声称要退出同盟会。
这些革命家们在策划推翻帝制时，脑子里充满了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憧憬。
最后黄鬍子为了团结，虽然十二万分不情愿，也勉强接受了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从这次争论中，感觉孙文不易共事，有了另起炉灶的打算。他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离开日本回国，到东北和�